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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文刊 · 南齐书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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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欢传

顾欢字景怡,是吴郡盐官人。祖父顾赳,晋朝隆安末年,为避战乱迁居到这里。顾欢年仅六七岁时写甲子,有三篇书简,顾欢分析推敲,便明白了六甲。家贫,其父让他驱赶田中麻雀,顾欢作了《黄雀赋》就回家了,麻雀把田中粮食毁了大半,其父大怒,想鞭打他,见到他的赋就没惩罚了。乡中有学馆,顾欢因家贫不能去学习,于是就在学馆墙外偷听,过耳不忘。八岁时,就能诵读《孝经》、《诗经》、《论语》等。后来长大,笃志好学。母亲年老,他一边种田一边诵书,夜里就燃糠照明自学。同郡顾岂页之到县里,见了顾欢觉得他与众不同,就让他的几个儿子向顾欢学习,连孙子顾宪之,也一起向顾欢学习经句。顾欢二十几岁时,跟从豫章雷次宗请教玄学、儒学的有关思想。母亲亡故,顾欢六七天滴水不进,在母亲墓旁结庐,从此隐遁不再出仕,并在剡州的天台山开学馆招收门徒,前来受教的常有近百人。顾欢很早就成了孤儿,每次读《诗》到“哀哀父母”时,就拿着书痛哭。求学者于是便舍去《蓼莪篇》不再让他讲解。

太祖(萧道成)辅佐朝政,欣赏顾欢的风仪学问,便让他任扬州主簿,派中使迎接顾欢。到太祖即位,顾欢才到任。顾欢自称山谷臣顾欢,上表说:“有道是举网提纲,振裘抓领,能提纲挈领,毛目自然就展开了。因此道德便是纲,物势便是目。在上者能把纲理顺,则天下万机都会有条不紊;在下者如能把目展开,文武百官都会各尽其职。因此汤、武得势尊道,便统治长久,秦、项弃道任势,便身遭不幸。所以说天门有开有关,这是古已有之,四季变换常新,而衣着也相应更替。当今政权易主,朝廷改换,主上有意扶持明德,适时长育万物,广泛选拔人才,倾心听取民意,所以我这偏僻山沟里的愚夫,才敢于粗陈管见,谨将我删撰《老氏》写成的《治纲》一卷献上,不要因为我的鄙陋而遗弃我的良言,也不要因为我的卑微而废弃其中道理,这便是对下民的恩赐了。我将为此深感荣幸。如能有幸蒙皇上一览,则上下交泰,虽不求于民,民众也会甘心奉上,虽不祈于天,上天也会庇..皇家,民悦天应,那么皇权就会巩固了,臣下我的志向都在幽深之地,无心于荣名地位,有清风云霞便能自足了,也不期望什么俸禄。陛下既然不远千里来寻求我,我怎敢不尽吐衷怀呢。我请求让我从此隐退。”

这时员外郎刘思效也上表直言陈见,说:“宋朝自大明以来,国势渐入凋敝,征收赋税较以往增多,国家府库尤其比过去贫乏。加之军事行动频繁,被破坏了的不能恢复,戍卒丁役伤残不足,粮食更是没有半点积存,老百姓嗷嗷无食,生存极其艰难。而权贵势要、富室大族,车马服饰,妓艺乐舞,争相奢丽;亭台池阁,府第宅院,竞趋豪华。甚至骄横到不许山泽之人饮用他们的水草。贫富对比如此南齐书强烈,正说明朝廷舍本逐末。陛下应当发布明诏,吐露德音,广施恩泽,严禁邪伪,减轻赋敛,简化徭役,禁绝奇丽的贿赂,取缔婬靡的倡优,改变时尚,合理运用文质,这正是伟大的事业啊!另外,彭、汴一带,尚有恶人的巢穴,青丘附近,还有狡贼的洞窟,他们虐害民众,破坏国法,残暴行径与日俱增。俗话说鬼泣旧泉,人悲故土,那里的老人孩子沦陷外族之手,正处于艰危惭恨之中。陛下也应当不辜负上天和下民对朝廷的期望和向往,派遣谋臣猛将,率领威武雄师、各路大军,全线出击,席卷万里,这样便足以摧毁恒山,饮干渤海,岂止是消灭那几个残余虏寇而已啊!”

皇上下诏说:“朕夜以继日,一心只考虑弘扬王道,做梦都想着增强国力,废寝忘食牵挂的都是这些,也算勤勉至极了。吴郡顾欢、散骑郎刘思效,一个作为平民,一个作为官员,都能够上书朝廷,献计献策,发言得体,正合朕心。现在把他们的表书发给大家,有关部门要择宜施行,及时汇报。顾欢最近已被征调任官,刘思效可经吏部考察予以提拔,以示对直言正论的表彰和鼓励。”顾欢东归时,皇上赐给他麈尾和素琴。

永明元年(483),皇上下诏征调顾欢任太学博士,他的同郡顾黯任散骑郎。顾黯字长孺,有隐士的节操,他和顾欢都没出来就任。

顾欢晚年服用药食,不和世人联系,常常在早上走出房门来,便有山鸟飞到他手掌上来取食物。他信奉黄老之道,精通陰陽之术,他的术数推算每每灵验。当初在元嘉末年,他出了都城寄居东府,有一天忽然在柱子上题字:“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随后便东归了。后来太初(刘劬)弑逆,果然就在这一天。顾欢自知快要死了,便赋诗言志说:“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到了自己推算的日子便死去。顾欢死在剡山,死后身体很柔软,当时六十四岁。他的遗体被运回来葬在祖坟地里,墓侧长出连理树来,县令江山图上表报告了这个现象。世祖(萧赜)下诏让顾欢的几个儿子编撰顾欢的《文议》三十卷。

佛道两家,教义本就不同,学者们往往互相非难诋毁,顾欢便著《夷夏论》说:

说起论辩是与非,应当依据圣人经典。还要追溯佛、道二教的源头,因此要引据二教的经句。道经上说:“老子入关到了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叫净妙,老子趁她午睡时,乘着日精进入了净妙的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半夜子时,剖开净妙的左腋而诞生,落地时走了七步,从此佛教就兴起来了。”此事出自《玄妙内篇》。佛经上说:“释迦成佛,便有无量无边之劫数。”此说出自《法华无量寿》,还有的说:“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此说出自《瑞应本起》。

本人认为:五帝、三皇,都曾拜师求教过,而国师道士,没有能超过老子、庄子的;儒林宗师,谁能比得了周公、孔子?若说孔子、老子不及佛祖,那么谁还能有这个资格?而且上引二经的意思,竟是如此吻合。道便是佛,佛也便是道。就其圣哲而言是一致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一个才华内蕴光照现实,一个发明灵性指示未来。道能够通达天下,因而无所不在;智可以遍及万物,因而无所不能。它们的途径不同,因而它们的方法也有一定分别。各自都要实现自己的本质,各自的表现也互不一样。因此端委缙绅,乃是华族的仪容,剪发敞怀,则是夷人的服饰。抱拳折腰,在内地表示恭敬;狐蹲狗踞,在外地表示庄重。棺木郭殡葬,这是中国人的丧礼制度,火烧水沉,那是西戎传统风俗。教人形体健全遵守礼节,历来都被接受赞美,而教人毁坏容貌扭曲性情,总会被人深恶痛绝。这岂止是人类的共同态度,连生物界也是如此,鸟中王兽中长,一般也就是它们的“佛”了,大千世界,圣人总是在不断产生的。一个宣扬五典,一个传播三乘,这恰似鸟王的鸣啼、兽长的吼叫。也如同教导华人便用华人的文字,改化夷人就要用夷人的语言。虽然说车和船都是交通工具,但有水路陆路的条件制约。佛和道都要达成教化,但有夷人和夏族的对象区别。如果说目标相同就可以互换方式,那么不就可以说马车可以在河流上行走,船只可以在陆地上航行么?现在有人要用华夏族的性情去效仿西戎人的规矩,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子儿子,上废祖宗父母。于是这些人从对华夏礼制的否定中,满足个人的嗜欲;又拿着西戎的规矩来排斥华夏的孝敬要求。他们实际上已经悖礼犯顺了,还没有人能察觉。如此流宕忘返,时间长了谁还能知道华夏的本性?而且物理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含道;事象之所以可践,就在于它近俗。如果舍弃华夏而效法夷狄,那么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呢?如果说是道,则道本来就是一致的。如果说是俗,则俗早已面目全非了。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沙门和道士刻舟守株,呆板不化,互相争论大小,攻击伤害。有的把道一分为二,有的将俗混为一谈。这无异于生硬地把不同的说成相同,把相同的割裂离异。这正是分歧的原因,南齐书混乱的根本。其实圣道虽同,途径却不一样,都是一起始于无端,终了于无末。涅..船和仙化,都是一种手段。佛家号称正真,道家则号称正一。都是在说无死无生,从表述上看是不一样,但其实质没有二致。但无生的问题与人关系远,无死的问题却是关系至切。关系至切的说教可以改变人们的谦弱,而渺远的说教则可以退抑人们的夸强。佛教有文理但太博泛,道教较质朴但很精炼。精炼便不是粗人所能搞通的,而博泛又不是精人所能接受的。佛家的话华丽而有煽动性,道家的话质实而有收缩性。有收缩性则明悟之人能够独进,有煽动性则愚昧之人竞相近前。佛经繁琐但平易,道经简要但含蓄。含蓄则难窥奥妙,平易则易于推行。这便是二教的主要区别。

圣哲之人虽然无心于门户,但各人有各人的体系,既然不同形体的东西有不同的功用,那么也就应当根据不同对象强行教化。佛教重在破除恶,道教重在发扬善。发扬善就要崇尚自然,破除恶就得强调勇猛。佛家的施为光明广大,面向大众比较适合;道家的施为细密精微,针对个人比较便利。二教的优劣不同,大抵如此。

至于外族异域的各种仪式,叽哩咕噜的不同争辩,都和他们的习俗有关,像鸟语虫叫一般,由他们自己去听去解好了,用不着我们来述说和效仿。

顾欢虽然说二教精神一致,但他心里还是倾向道教的。宋朝的司徒袁粲曾讠乇名道人通公批驳顾欢,顾欢也作了反驳(其文略)。

明僧绍在《正二教论》中认为:“佛教旨在弄明始归,道教旨在保全生存,吝惜生存就容易走向片面,而弄明始归就容易走向圆通。如今道家称说长生不死,升天成仙之类,是和老子、庄子的本意大相径庭的。”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都信奉佛教。吴兴孟景翼是个道士,文惠太子把他召到玄圃园来,在众僧大会的时候,萧子良让孟景翼礼拜佛家,孟景翼不肯,萧子良便送他一部《十地经》,孟景翼编撰了《正一论》(大义略)拿来给太子仆周閧,周閧便和他辩难起来(文略),他们你来我往的文章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记录了。

顾欢不大善于口辩,但善于笔写。他著作了《三名论》,很见功力,属于钟会《四本》那一派的。顾欢又注释王弼《易》中的二《系》,得到学者们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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