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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文刊 · 陆犯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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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节 青海来信

1976年初冬,我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微带酥油气味的信。这个气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经断了十二年。信封上的字体她是熟识的,似乎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狂狷,圆滑了一些。信是七拐八弯才转到她现在的新家地址的。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来的。在此之前,上级把丹珏从“五七”干校招回,要她挂帅完成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项目完成后,冯丹珏就成了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员,也就是1990年后人们称呼的“大腕”。大学照顾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单元房。她在学校和报上登广告,用了半年时间,把她那一小套和母亲的一小套换到了一起。老小姐总是和姆妈生活在一起的。现在的两间房的老式公寓,就将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里弄里开始的新生活,简直是一次新生。没有人再拿眼角扫她,也没有居委会的传唤。相反,她搬过来的第二个星期,里弄居委会就到家里来探访,送了她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告诉她居委会每星期学习 两次,读读报纸、文件,学学“毛选”,欢迎婉喻去参加。婉喻参加后就发现这里就是老年女人的俱乐部,除了读报和读“毛选”,大家还讲讲儿媳妇的坏话,又给某个被儿媳妇斗败的老太太出出气,或出出主意。里弄里也有党 支部,支部书记是个退休的老女工,旧社会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时,婉喻觉得那是一双男人的手,又大又热乎,手掌粗拉拉的。别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带着所有老太太们挨户宣传,让赖在家里不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出不了门;一出门就围攻他(她),告诉他们上海人民不欢迎寄生虫。老太太们的活动很多,每天从早饭后安排到晚饭前:监视某家窗口,观察那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是否又在家里给人看病开方子;不定点地站暗哨,因为弄堂里总有不学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里做丑事。这些青春男女有时会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对过往的人评头论足,或者乱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妈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吗?”或者:“阿哥,不认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错愕,他们就一哄而笑。老太太们戴上红袖标,不时到弄堂口把他们轰开,并且威胁他们:“我认识你爸爸姆妈的;要我去告诉他们吗?”或者:“我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叫他们来捉小流氓 !”

警察们对这些老太太确实买账,好比当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胜仗。警察们还真被老太太们调来过几次,有一次捉了个翻窗偷盗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帮打算偷汽车的“病退”知青。到了工农兵大学生开始进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被“解放”,老太太还负责提供预习 功课的服务,把公社推荐回来的好知识青年介绍给前“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仅次于扫盲的补课。

婉喻渐渐觉得生活充实起来。对焉识的惦记、内疚和思念都被转移了。她毕竟做了多年的中学老师,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居委会老太太,气质风度不同,所以当她上门劝说那些不肯下乡的毕业生时,就没有挨臭骂或吃闭门羹。到了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到里弄里的知青有十来个了,婉喻就拿他们做例子,说服赖在上海的毕业生们:“你们看看,到农村好好种两年田,回来就是大学生;过去考大学哪里有这么便当!”

婉喻自己也要帮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补课。他们几乎都是文盲,许多课程婉喻要从最基本的讲起。好在考试只是走过场,所以一个两个礼拜的补习 就足够。婉喻成了几条弄堂里最受欢迎的居委会阿婆,走到哪里都听到:“冯家姆妈侬好!”

1974年春节,居委会给几个军属家庭送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镜框之后,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阿敏问婉喻有没有想到过申请入党 。婉喻羞怯地一笑。她不想告诉任何人她的入党 申请书怎样被烧成灰,作为断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几个支部委员讨论过,觉得你条件蛮好的,要不要写一份申请试试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显出奇怪地细气。

婉喻递交 入党 申请是出于对阿敏的报答。自从1954年焉识被投进监狱,谁对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她的入党 申请居然被认真讨论了,婉喻被认定为最有希望的培养对象。当她收到焉识那封带酥油气味的青海来信时,七十一岁的婉喻已经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进了党 内。

婉喻在居委会身兼数职:财会、安全员、孩子们的辅导员。谁家来了客人,婉喻都有责任尽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况,看看是不是被各种运动扫荡到这里来的不良 分子,拿这几条弄堂做避风港。

丹珏很晚回家,有时她回到家晚饭都没有做。有一天她嗔怪地跟母亲说:“侬忙来,姆妈!比我还要忙;我这样忙,还有加班加点的工资好拿!”

婉喻只是安静地笑笑。她的这种安静是真正的安静。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像我祖母这样安静。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这份安静让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动。并且你也不会相信她已经七十岁出头,她的驻颜术就是安静。丹珏比以前话多了,抱怨啊,牢騷啊,一顿饭可以说个不停。在“五七”干校丹珏就把烟抽上了瘾,尽管抽起来还是女人气十足的,可以说是带点妖娆的,但她曾经那种素净的雅致和美丽不见了。现在的丹珏有一张那样中年女人的面孔:偶尔会出现极难看的瞬间,不时也会亮出绝美的刹那。再有人讲到对象和婚姻,她就会扬起脸大笑,笑出一大口烟。有时候她脸仰得过于痛快,嘴张得太奔放,你会看见她整齐的牙齿内侧都是暗色的,被烟熏暗了。

丹珏的重要职务给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福利,电话就是其中一样。经常打电话来的是居委会的人和她哥哥冯子烨。冯子烨几乎每天打个电话来,问问姆妈饭吃过吗,吃的什么,胃口怎样。最近的一天夜里,来了个长途电话。长途话台告诉婉喻,来电是从东德打来。婉喻抱着电话,听着“嘶嘶”声从听筒深处游来,那是声音在进行长途旅行的声响。突然地,婉喻听到一声“姆妈”!中断联络多年的大女儿丹琼在电话上和母亲重逢了。丹琼没说两句话就哇哇大哭起来,说可找到姆妈了,找了数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国,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会打许多电话到上海,想方设法地找姆妈。大女儿像个逛城隍庙逛丢了的孩子,委屈而愤怒。当问到父亲时,婉喻说他出差在外地,短时间回不来。大女儿似乎比小女儿要小多了,哭诉着她没有母亲的这么多年,如何从欧洲嫁到美国,如何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丹琼哭得婉喻熬不住了,跟着流泪。丹珏被姆妈哭醒了,跑到客厅。她和姐姐说话的姿态和语气都很僵硬。对于姐姐丹琼来说,世上还有值得她如此狂哭狂喜的悲欢离合,丹珏感到有点难为情。丹珏敷衍几句,把发出哭啼的话筒迅速还给母亲;她拿不住这样一个感情的烫山芋。

收到焉识从青海寄来的信,当晚婉喻做好雪菜肉丝面等着丹珏下班回家。等到丹珏上了饭桌,开着玩笑发牢騷,说“四人帮”里有两个半上海人,所以外地不供应上海人肉吃,幸亏姆妈切肉丝的手艺高强。现在大家都想到动物园被关在笼子里,因为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吃肉不限量。

“小囡囡,侬爸爸来信了。”婉喻突然说。

丹珏吸面条的嘴停止得颇古怪。她看着母亲,断了的面条又缩回碗里。母亲不做评说地把信放在桌子上。信是被拆开来读过的。丹珏又继续吃,故作平淡地问:“讲了什么?”

“他放出来了。人民政府特赦的。”

“真的?”

丹珏的怀疑让婉喻心里一痛。退休后她似乎生活在孩子的庇荫下,享受的是孩子们给她的福利,她觉得自己该拿出什么来换这份庇荫和福利。

电话铃响了。丹珏接起来,立刻说:“唉,告诉侬噢,老头子放出来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珏在跟她哥哥说话。“老头子放出来”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个喜讯。冯子烨在三十分钟之后到达,摘下口罩,露出一张严阵以待的脸。进门就问丹珏:“放出来的还是跑出来的?”

“信上讲放出来的。”

子烨把信拿过去,站在八仙桌旁边阅读。读完了,想一想,又转回去,再锁紧眉头读信中某几个段落。“文革”之后,人人都会读被藏在字下的内容,个个都是侦查员、分析家。

“难讲。上次他跑出来,要是给我们也写这么一封信,谁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子烨说。

三个人面对面坐下,婉喻起身,给丹珏拿来一个洗过的烟灰缸,不然她会把烟灰弹在空饭碗里,这让婉喻觉得不清爽。等她回到八仙桌边,丹珏说这次外面没有贴通缉令,应该是真的吧。子烨认为,说不定公安局存心不贴通缉令呢,追捕逃犯的战术各种各样。婉喻坐下来,像被讨论的是她自己似的浑身不自在。她准备明天给信封上的地址发一个电报,告诉焉识,请他报告火车班次,这边好接站。子烨却决定先不回信,等一等看,假如是逃跑出来的,他找不到他们也会自我暴露,被警察再捉进去,跟他们也没有关系。

婉喻静静地说:“他到底是你们的爸爸。”

“姆妈,侬勿要糊涂噢!伊上趟回来惹出多少事体?!”子烨光火地说。

婉喻不做声了。六四 年初焉识确实没少给孩子们惹麻烦。本来人们已经淡漠了子烨有个险些被毙的反革命父亲,那次陆焉识的逃亡又把人们的记忆激活了。子烨任教的大学里处处都是学生们冷冷的侦查目光:安分的冯讲师居然有个亡命天涯的逃犯父亲!后来学校到浙江 乡下筹办分校,子烨赶紧要求去分校教学。他知道自己不要求学校也会派他去,与其被发配不如主动当先驱。文化大革命里,已经在乡下的子烨交代了又交代,陆焉识早就变成了母亲的前夫,也就是他的前父亲,早在1964年夏天就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消息,但人民群众还是麻烦他,一直麻烦到1976年10月。

“再说伊放出来还是跑出来,跟侬还有啥关系?你们老早就离婚了!”

婉喻现在是个听话的母亲,依顺孩子们的做法:等确定了陆焉识现在的身份再给他回信,他的身份无非有两个,一是逃犯,一是劳改释放犯。每天夜里,等丹珏睡下后,婉喻就拿出焉识这么多年写的信。一小箱子。她把信放在鼻子下闻着,那股酥油气味已经遥远了,但还一息尚存。刚来的这封信像活着的身体,散发出浓郁的体嗅,把婉喻过去盼信的感觉都唤醒了。

婉喻每天又开始盼信了。从年初盼到春天,那种微微带酥油气味的信没有再来。她很清楚焉识同时也会盼望她的回信。收不到她的回信他不能名正言顺地回到她身边来。

1977年春天4月间,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来自××信箱的信。她急忙拆开,看到一封公函。公函上的领导把她作为家属接受这份通知:陆焉识先生已于去年十月获特赦而被正式释放,请家属方面配合政府工作给予接收。陆焉识先生自从获释以来,一直居住在农场招待所,但招待所房间有限,不久新的一批特赦人员就要居住进来,所以请家属抓紧时间安排陆先生的居住。特赦人员中少数无法回原籍的,已经由农场接收为就业人员,但鉴于陆焉识先生的情况,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即便留在农场,场方也无法安排他的晚年生活。

婉喻放下这封公函,一直坐在八仙桌旁边。屋里的光线慢慢褪去,夜色渐渐进来,她都毫无感觉。

她站起身,却不知道为什么站起身。不久,她已经下了楼,顺着弄堂往街上走。她也不知道到街上去干什么。当她抬起头时,发现身边是一家酱菜店,她走进去。一个缸里放着紫檀色的块垒,她盯着它们看着。一个营业员上来问她:“阿婆要买玫瑰大头菜?今早刚来的。”

营业员挑了两块玫瑰大头菜,问她:“够吗?”

婉喻点点头。玫瑰大头菜被装在一个报纸糊成的口袋里。婉喻从身上掏出一张钞票。这张十块钱她总是放在贴身口袋里,万一贼骨头偷走了她的钱包皮,也算是有备无患。

她走出店门之后,向街道的一头走了一截,发现不对,又转过头,向另一头走,不大确定这个方向是她来的方向。再说她从哪里来?是从学校里下了班来的吗?还是从居委会学习 会场上来的?她脑子里只存着几秒钟之前的记忆:路面不平,走路差点绊倒……树叶开始落了,要把厚衣服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人现在怎么走路都横着走?尤其这种叫做“病退”知青的人……

她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过头,看见手搁在她肩上的人很面熟,非常面熟,她想,记不得人家名字不好,还是应该笑一笑。

“姆妈!你跑到哪里去了?!急死人了!”

她对着一笑的人原来是女儿。还好女儿没看出自己的尴尬,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可是不能开口叫她女儿啊,总得叫她名字啊,叫不出她名字,她就该不高兴姆妈了,天下姆妈哪里有叫不出女儿名字的?

“我看你不在家,粥倒是还煨在锅里――都煨糊了!我想你总不会走远的吧,就下楼来找你。眼看着你从弄堂口走过去,往那边走,我奇怪死了!姆妈怎么屋里也不认识了!”

可是女儿叫什么名字?一定要想出来,不然人家要笑死了。

女儿问她:“姆妈,你买什么了?”

“没买啥。”她笑笑,为自己想不起女儿的名字而心虚地笑笑。

女儿从她手里夺了一样东西去。原来她是买了东西的。她和正在打开纸包皮的女儿一样好奇,往纸包皮里探头探脑,一股好闻的好熟悉的气味让她想到了很多,但一个想法都抓不住。

“哦,你去买玫瑰大头菜了呀!家里酱菜多的是!我这个礼拜天买了那么多!”

“哦,玫瑰大头菜。”她新学了个名字,来称呼这样从童年就开始吃的东西。

“姆妈,你没带皮包皮怎么就出去买东西了呢?……用的是急救的那十块钱?……找回来的零钱呢?”

婉喻一下子站住了。女儿把她搀到楼上,自己又急急忙忙下楼去了。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婉喻站起身,理了理头发。她听见一个男人轻声说:“小妹,这是姆妈第几趟丢钞票?”

回答是嘻嘻哈哈的:“第三趟了!老了,糊里糊涂的!走过自己家弄堂都不认得了!”

婉喻听见两个人进来了,赶紧往里面房间走。她害怕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们。还有就是,她想多听听他们讲话。她发现他们在她面前讲话和背着她讲话不大一样。这时候她抬头看见书架上一本书,上面写着:冯丹珏著。

对了,女儿不叫“小妹”,人家是有个大号的,叫冯丹珏。和冯丹珏讲话的那个男人叫冯子烨。

“上一趟是因为老头子来信,姆妈就神志乌之了!”冯子烨说。

婉喻走到客厅里,说:“我没有神志乌之。”

子烨一惊,似乎看着一个突然学会回嘴的孩子。但只是一刹那,他就陪起了笑脸。

丹珏把手里一把钞票放到桌上说:“喏,姆妈,你买大头菜的找头。九块六角一。营业员说你跑得太快,刚刚拿着找零转过身,已经没你影子了!”

子烨笑着说:“讲讲而已,其实就是拖着不找钱。看见姆妈这样的老太太,他们心里已经算好要沓便宜了。”

我父亲冯子烨对于人的评价一向不怎么样。他活了好几十岁,碰到别人对他坏,他觉得爽气,大家过招就是;偶然碰到对他好的人,他觉得很烦,首先弄不清对方这份“好”到底有什么图头,要花许多精神去猜度分析,再说,对方对你好,你还得以好还好,一来一去,二来二去……多么麻烦!

丹珏的嘴角沾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指着那封公函说:“老头子要回来了,姆妈?”

婉喻说:“他是你爸爸。”她的表情很中性,不怒不喜。

丹珏呵呵地笑起来。她说:“叫惯了!”

子烨说:“他回来住在哪里?你们这里是两个女人,不方便的。总不见得这么大岁数再去结婚。”

婉喻不说话。她的意思可以被看作:结婚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

子烨看懂了母亲心里在顶撞他,因为他接下去说:“老也老了,还结什么婚?难为情吗?”他并不讲清楚是谁难为情,一对老男女呢,还是他们这一对中年儿女。

丹珏看看母亲,调侃说:“姆妈一点都不老,人家都以为她是我大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以调笑逗母亲开心。而母亲今天很不给他们面子,一直是那张宁静得空白的脸,低垂的薄薄的眼皮下,你看不出她的眼珠子有一丝活动。

“总归不能再结婚。不难为情也不行。”子烨说。“政治运动靠得住过两年要来一次,放出来再捉进去的人多的是,中央领导就多的是!过两年又要捉老头子进去,再离一次婚?滑稽死了!”

楼下有人叫喊:“冯家姆妈,有人找!”

那是一楼邻居家的保姆的嗓音。婉喻的眼皮抬起来,她心里一大堆混乱而大胆的盼望就在她眼皮的动作上。很快楼梯上便响起脚步声。这幢老楼的楼梯又深又陡,像个音箱,可以把各家来人、走人的消息通过脚步声传递给邻居们。

进来的是中年女人,热络得要命,一手拿着一把伞,一手端着一碗青豌豆炒虾仁。丹珏认识那把伞是母亲的,但婉喻似乎是第一次见到中年女人,脸上堆起她见陌生人特有的客套微笑。中年女人自顾自坐在了八仙桌边,两句话谈下来,丹珏和子烨弄清了客人姓何,是某知青的母亲,住在两条弄堂后面的楼上。多亏了冯家姆妈的补习 ,她的知青女儿考上了大学,这次从淮北农村席卷一切地搬回了上海,带了一点当地土产,青豌豆是其中之一。从何姓女人的话里听起来,她跟婉喻是熟识之极的,好多次婉喻上她家补习 ,都是丢三落四的,这把伞就是两个多月之前丢在她家的。

丹珏看看母亲,对何姓女人抱歉地笑道:“阿拉姆妈越老越小了!”

等到女客人热热闹闹地告别之后,子烨问母亲,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以后她再热情登门,大家总要叫个名堂出来。

“我不认识她呀。”婉喻说。她眼睛睁大了,一脸孩子的诚实。还有一点委屈:明明她没有做过的事,硬要赖到她头上――好事坏事不去管它,代人受禄也不好,不是冯婉喻的品性。

丹珏拿起那把伞:“这是我们家里的伞,姆妈。”

“是……吗?”婉喻问道。

丹珏看着哥哥,要他评理似的:“我们家一共三把伞,我还记不得?”她又是那样笑笑,搂住母亲的肩膀,表情和姿态是纵容的,像是说:你看看,姆妈老了,就成了她晚辈们的孩子了。

婉喻到了厨房,看见锅里果真是煨干了的粥。因为炉子上的火开得很小,所以粥并没有焦糊,只是接近锅底的部位沉积得非常厚,如同湖底淤泥,需要挖泥船才能挖得动。粥还是可以吃的。婉喻用铁勺子奋力挖粥,听见子烨说:“这个老头子,就是彗星!顶好还是要他不回来!你看,姆妈脑筋已经受刺激了!”

婉喻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可怕。她想,子烨说的也许是对的:她脑筋受了刺激。也许焉识不该回来。他回来或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在她心里,他没有走开过。假如她跟子烨、丹珏说:我爱你们的父亲爱得太深,他在不在我身边都没关系,不妨碍我爱他,并且你们的父亲也同样爱我,我在不在他身边,对他也一样――假如她跟他们这样说,一定徒劳,比徒劳还糟,他们在背地里会笑死。很早的时候,丹珏的牙还没有被烟瘾弄黑的时候,她问过婉喻:“姆妈,你欢喜爸爸吗?”婉喻说那当然。当时暗地担心自己要做老小姐的丹珏那样看着婉喻;她原来以为自己样样都优越于母亲的,现在发现在一桩最重要的事情上,母亲竟然比她优越。“那么爸爸对你呢?他也欢喜你吗?”丹珏想了一会又问。“那自然喽。”

丹珏从那以后再也不问这个问题。天下母女都是在无意识中做对手,她们不想竞赛都不行,因为她们之间最有可比性,所以她们事事都会下意识地相互攀比:相貌,才华,丈夫,命运。也是无意当中,丹珏给婉喻击败了。

1989年,当我帮祖父把他所有盲写的书稿誊抄到纸张上,我才知道,就他们之间的爱情来说,我祖父和我祖母是有差异的。陆焉识做囚犯的二十多年对我祖母冯婉喻大大有利,因为二十多年够他不被干扰地认识他对妻子的爱,认识到他曾经判定的“无爱”是他一生最大的误区。

婉喻慢慢地用铁勺当挖泥船挖出板结了的粥,放进一个一品大碗。一个跟焉识共同从中舀紫菜汤、咸菜豆瓣汤的一品大碗。丹珏的脸探进厨房,看看母亲怎么一声不响了那么久。

“姆妈?”

婉喻转过脸:“粥还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加点开水就可以吃了。”小女儿欣然赞同。在这个家里所有关于俭省的倡导都会得到欣然赞同。

因此今晚婉喻几乎用了十块钱买两个玫瑰大头菜的事情,在兄妹二人看来是个事件,令他俩紧急对视的大事件。婉喻还烧糊了粥,丢失了雨伞,不认识熟人,兄妹俩这天晚上一再地用眼睛相互报警。丹珏把板结的粥兑上开水,用力搅动,终于搅匀了,再把玫瑰大头菜切开,浇了点麻油。他们的晚饭一般来说都欠缺营养。她们都是典型的欠缺营养的上海女人形象。那一碗青豌豆烧河虾仁是今晚的主菜,难得这样营养丰富和奢侈,因此婉喻给子烨也拿了双筷子来分享。

“明天写封信给老头子吧,”做哥哥的说,“让他先在青海找个地方住下来。租个房子应该能租到吧?”

丹珏用筷子挑起一团 糊粥,放在嘴里,声音从粥后面出来:“那你写好了。我不写。”

“我写老头子要不高兴的。”

“他反正要不高兴的。我们不让他回上海,他高兴什么?并且你要找个道理跟他讲,为什么不让他回来。我找不出这个道理。你写。”

“你就告诉他,他在监狱里不了解外面情况,外面其实紧张得很,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给我们再找麻烦。政府又没有跟我们书面认错,说当时捉他进去是错的,过两天又来运动了,再把我们算成敌属我们找谁去?”子烨说。

“那你就给老头子写呀,把这些道理告诉他呀。”

“我告诉你,是请你来写。”

“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写呢?你这个人滑稽吗?”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来写。”她脸上两片红晕。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会如此羞愤,她的一对儿女马上掉开脸,不敢看她。焉识是她婉喻的一部分,任何人多余焉识,就是多余她。人一老,对于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多余最为敏感,他们整天都在看儿女们甚至孙儿孙女们的脸色,看看自己在他们生活里的定位错了没有,错了就是多余。没有比发现自己多余更凄惨的事,慢说被多余的是比自己性命还要紧的焉识。

“我给你们的爸爸写信,就告诉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来。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

母亲这一席话马上让丹珏哭起来。一家子总是这样:你觉得你可憋屈够了,他觉得憋坏了的正是他。这就是女儿和母亲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丹珏现在跟谁都不会掉泪了,除了她觉得受了母亲的委屈。她又是抽泣又是指控,这么多年难道不是她丹珏在陪伴母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也总是这样,这类话一说开,你欠她情,她负你债的意味就暗示出来了。

婉喻看着兄妹俩,明白一直以来她给自己定错了位。原来家里的主人一直不是自己,连每个礼拜天带着老婆孩子来吃一顿不交 钱的中餐的冯子烨都比婉喻有资格做这房子里的主人。他们为了父亲牺牲得太多了,为了母亲也牺牲得足够了。当然,每当这样的家庭控诉大会发生,事后大家都会重归于好。就像天下所有的长辈和晚辈一样。

婉喻这次却记了仇。等到第二天,大家以为一切又重归于好了,婉喻悄悄地给焉识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已经很久没有静静地给自己研磨,镇纸,如同一种感官享受那样将狼毫笔若虚若实地落在宣纸上。光是这写的方式已经决定了婉喻的信的特色,它的不可取代的“婉喻性”。光是这样的一点一划,一撇一捺就已经属于她的表白:触觉的、神色的、内心的。她写下这么多年来她的思念之苦,写下她对他从未间断的诉说,还写了东一点西一点的回忆。

我祖母写给我祖父的信非常优美。可惜我们再也不会有那样优美的情愫和表达方式了。灭绝了。但是我祖母婉喻在这封信里的回忆很多都是错的,据我祖父说,事情不是那样的,没有那样美好,他不像她写得那么美好。婉喻颠三倒四的走样的记忆一方面由于她的记忆是主观的,因为她一厢情愿地去那样记忆事物,另一方面,因为就在她给我祖父写那封信的时候,她的失忆症已经开始。我不愿意叫它“老年痴呆症”,我觉得她的病和老年没有必然关系,似乎她宁可篡改记忆,最终把记忆变成了童话。谁也不能说满脑袋童话的人是老年痴呆。

婉喻在那封长达六页纸的精美书信上告诉我祖父,她一定会以一个新家来迎接他回来。从此以后,焉识的回信她都藏起来,不再让丹珏和子烨看。焉识在信里让婉喻别急,他会等待的,这么多年都等待了,不急这一会儿。

我小嬢孃冯丹珏在那天痛哭控诉之后,不久就恢复了一个科学家的冷静。她知道自己和哥哥的话伤了母亲的心。那之后一个阶段,她对母亲非常温 柔体贴。她的小心翼翼让她和母亲陌生起来,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几个月后,她在里弄的墙上发现了一张油印的调房启示:某人愿意以一套两卧室的房子调换两间分开的房间,有没有客厅都无所谓,亭子间也行。下面留的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这个想调房子的人显然是甘愿吃亏的。启示是印在那种桃红色、菲薄的劣等纸张上,似乎“针灸治疗痔疮”,“最新脚气灵批发”,或者“大米换山芋干”的启示都是印在这种纸张上。丹珏去上班,看见公共汽车站也贴了好几张同样的桃红调房启示。汽车站人山人海,丹珏决定走一站路到终点站去乘车。一路步行过去,每一根电线杆上都贴了一张桃红调房启示。此人一定是急疯了要结婚,把自己跟家人分开,宁可去住亭子间。

丹珏在实验室突然想到母亲那天说的话:“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不得了,无数桃红调房启示后面,那个急疯了要调房结婚的人可能就是冯婉喻!

她给哥哥子烨打了电话,把调房启示的事情告诉了他。子烨看得比妹妹严重:一旦母亲独立门户,给她和陆焉识做主的就是婚姻法,恋爱不分早晚,婚姻自主不分老少,晚辈们就再也干涉不了他们。政治运动一来,说不定人民和政府发现放错了人,再来一场大逮捕把他捉回去,一切都会从头走一遍,陆焉识就成了个法律上的父亲来毁坏他儿女们、孙儿女们的生活。冯子烨自己可是个好父亲,他大半辈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时掌握防人和攻击人的能力;他从不愿给孩子们做个才智学识过人的父亲,而是给他们做一个世俗的大众化的父亲,因为这样的父亲安全,容易让大众认同,他给予儿女们的父爱也才安全,源源不断,不会被某个政治运动截断或剥夺。

丹珏说,母亲想跟父亲结婚,谁也不该拦,谁也拦不住。母亲有为人妻 的愿望,她也有这份权利。子烨让妹妹别急,容他想想,多难的事情他这辈子都碰到过,没有他想不出对策的。

在家里,婉喻一如既往地去居委会开会,到各个里弄宣传文件,动员学习 。她唯一的变化是比过去更加安静。她的安静中添出一种满足,就是那种“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满足。桃红色的启示被雨水冲掉了艳丽,但马上就有新的贴上来。连丹珏大学门口,也出现了同样的桃红纸张。一个急于给自己搭窝,筑洞房的人才会这样干啊。丹珏多次想问婉喻,调房子的启示是你贴出去的吗?但是话到嘴边她又觉得不可能。婉喻像干那种事的人吗?差点把全上海都贴成桃红的了!

有一次丹珏乘着学校的车(她现在已有偶然坐坐学校的旧伏尔加的特权了)去另一所大学讲课,突然看见婉喻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脚上穿的是一双粉红色的绒布拖鞋。这双拖鞋是她专门为孙女准备的,虽然孙女长大后很少来看她,一个学期不过来一两次,做祖母的却一厢情愿地为孙女准备了高档拖鞋和睡衣,还有一套新被褥和洗漱用具。丹珏赶紧让司机靠路边停车。她追上婉喻时,婉喻正站在红绿灯路口东张西望,似乎四个方向都是错的。

丹珏叫了一声便上去一把拉住母亲。婉喻回过头,虽然只是半秒钟的惶惑,丹珏还是看出来了。

“姆妈,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女儿问道。她把不经意相遇的表情做得很真。

“是你啊……?”婉喻说。

所以最开始那半秒钟的惶惑不是丹珏的错觉,确实是母亲在辨认女儿。

“你去哪里,我让车子送送。”丹珏看见那辆伏尔加已经开过来了,走走停停,等待丹珏的指示。

婉喻脑子里起风了似的,所有念头想法都被刮得一片弥漫。她要去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这一点是没错的。所以她胸有成竹、目标坚定地对女儿笑了笑:忙你的去吧。

丹珏不想指出她脚上的粉红绒布拖鞋。这双嗲溜溜的小妹妹拖鞋在那双干缩了的解放脚上嫌大,婉喻穿着卡布龙袜子的脚趾从拖鞋前面露出来,大脚趾触到了1978年春天的上海的地面――那时还没有禁止随地吐痰的上海地面。丹珏不容分说地架着母亲的胳膊,把她拉到伏尔加旁边。司机已经跳下车,拉开了后座的门。丹珏也不管她的演讲是否会迟到,一切都不要紧了。她的手一直留在母亲的胳膊上,让司机把车往自己家开。母亲一直在和她客气:“用不着送我的,我慢慢走好了。”她灰白的鬓角对着丹珏,像孩子一样新奇的眼睛看着车窗外:上海从这个窗口里看出去是个陌生城市,一个美丽的陌生世界。

就在这时,她看见婉喻皮包皮的拉链是打开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封信。信是寄往青海的。原来婉喻是要去邮局寄这封信。

“姆妈你的皮夹子呢?”

婉喻回过头,看着丹珏两手撑开的空皮包皮。

“你没有带皮夹子出门?”

婉喻的目光慢慢在空空的皮包皮里移动。看到那封信,一个猛醒来了,睫毛和单薄的肩膀都抖了一下。

于是我的小嬢孃断定,她的母亲心里熬着巨大的痛苦。熬成什么样子了?心智都要丧失了。那天晚上,丹珏演讲结束后,她把婉喻带到了外面。市面上已经恢复了不少老馆子,凯斯林、红房子、梅陇镇……小嬢孃冯丹珏把她母亲带到了红房子,要母亲点两样她年轻时候喜欢的菜。

婉喻看了看菜单,羞怯地说:“那个时候都是你爸爸点菜的。”

丹珏只好当家,为母亲点了一菜一汤一道甜食。她在主菜上来的时候问母亲:“姆妈,你想调房子是吗?”

婉喻看着她,摇摇头,嘴角一道番茄汁。母亲的目光是清澈的,那样清澈,什么谜底你看不出?丹珏为自己和子烨对母亲的怀疑愧怍不安,笑了笑说:“这就好。我们就放心了。”

而那些桃红启示并没有消失,它们在不断更新,变本加厉,贴到了小菜场,南货店,煤气站,银行。丹珏问子烨什么时候拿出他几个月前说的“对策”,子烨在电话里拖长声调“哎呀”一声,听都听得出他在抓他类似工农子弟兵的发式。丹珏忍不住了,约子烨到一个电话亭去给贴启示的人打电话。他们按照启示上的电话号拨通了电话,那头接电话的人竟然是里弄居委会,两句话一谈,子烨发现接电话的人就是婉喻的入党 介绍人阿敏。阿敏没有听出子烨的声音,伶牙俐齿地介绍起情况来。她说要调房的是一位老太太,读书人,教养好,派头也好,就是跟孩子们相处不来,想有个自己的房子,再小的亭子间都没有关系,离开孩子们远一点就行。子烨问老太太姓什么。阿敏立刻警惕地反问:“请问你姓什么?”居委会老太太们跟儿子儿媳们斗争起来总是团 结一致。

挂了电话,子烨和丹珏在电话亭里相顾无言。

“大概是姆妈。大概不是。”妹妹说。

“就是她!”哥哥说。他一脸羞恼,似乎自己的女儿在外面惹风流 官司,被他捉住。

“姆妈不承认。”

“承认不承认都是她。不承认是她知道难为情!这么老的人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不想那些事了!”

兄妹俩结伴往回走的路上,子烨拿出了对策。

“要不这样,老头子回来,住在我家里。我家比你家大一点。不行的话,我再去跟学校吵吵看,看能不能多吵来一间房间。半间也好的。”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走了一会儿,然后就想到那封劳改农场来的公函。又说:“我要把公函给领导看!我就这么跟他们吵:哦,我父亲吃饱饭没事做跑到青海去的?!是你们莫名其妙把他送去劳改,二十年放出来,你们不给我房子,叫我怎么办?!政府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屁股要我们小老百姓来揩啊?!”他似乎正在跟某个不可视的人吵。

冯子烨现在很会吵,吵得非常雄辩,能吵出逻辑和公正。两年前吵到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住房,算全校教师中最宽敞的居室。在1978年的上海,宽敞和豪华是同义词。他到丹珏家拿着公函走了,斗志昂扬。一个家必须有那么个会吵的,陆家兴盛了五代,衰败就衰败在不吵;太看不起吵。他现在要好好吵,重振陆家。他走的时候回过头对妹妹说:“等我的消息!”

两个礼拜后来了消息。冯子烨把劳改农场领导去年来的公函给他学校领导看了,并对他们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部分。领导答应等新的家属楼落成后,考虑给冯子烨换一套大些的单元房。冯子烨仍然是吵,新楼落成?太遥远,太飘渺了!老人家不能在地老天荒的流放地等着遥遥无期的新楼。最后他吵赢了,领导答应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暂时给他半间小屋,过渡过渡。但那间小屋要到暑假才能腾出来,他只能先吵到这里。

我祖母婉喻听到我父亲冯子烨带来的好消息微微一笑,接下去就神不守舍了。她两只手在八仙桌的小抽屉里摸摸索索的,不知道要找什么;她前一秒钟想到要找的东西,下一秒钟已经忘了那东西是什么。

“姆妈,你找什么?”

“哦,不找什么。”

一年多以来,这是这个家里最经常发生的对话。我的小嬢孃丹珏在这种时候总是特别疼爱母亲的,不是搂住她削薄的肩膀,就是挽住她无力的胳膊,撒娇地笑道:“姆妈又糊涂了!”与其说是对母亲撒娇,不如说是娇宠 母亲。

房子的事苗头有了,桃红色的启示便开始褪色,被雨水冲走,最后消失。

暑假开始,子烨和丹珏赶紧去看那吵来的半间房子。房子在一幢学生宿舍的顶楼,屋顶斜斜的,进门的地方容得人站立,往里走就只能坐下,走到头就必须平躺。原先堆放的是美术系老师的画具颜料和已经半途而废的画作,所以房子的最大好处是那股不难闻的调色油气味。

婉喻给焉识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他可以回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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