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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文刊 · 鲜卑帝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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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章 崔浩灭佛

第六十七章 崔浩灭佛

匈奴夏国灭亡,北伐宋军战败,拓跋焘掉转兵锋,指向辽东。北燕发生动乱,国主冯跋病重时,让太子冯翼监朝听政,冯跋的宠妃宋夫人想把自己的儿子受居扶上王位,骗冯翼说:“天王的病就快痊愈,你怎么还敢代你父王君临天下呢?”冯翼性格仁慈懦弱,马上搬回东宫,冯跋的弟弟冯弘趁机发动宫廷政变,病中的冯跋惊死,冯翼兵败被杀,冯跋一百多个儿子一并被杀害。

王族的内乱使北燕国势日衰,公元432年(北魏延和元年)六月,拓跋焘亲率大军经濡水(今滦河)向龙城进发,攻取辽东大片的土地,冯弘固守都城,龙城是慕容燕国的故都,城池坚固,魏军未能攻克。拓跋焘锲而不舍,持续四年向北燕用兵,终于打下龙城,冯弘逃到高句丽后被杀。

北燕灭亡,北方的割据政权只剩下偏居凉州的北凉国,沮渠蒙逊以他狐狸般的灵敏感受到危险临近,明智的举国投降,北方和平统一,凉州七郡及西域三十余国名义上归附北魏。人难逃一死,耄耋之年的沮渠蒙逊终于抛弃经营三十余年美丽的河右土地,归天了!他必定死不瞑目,因为儿子们都是庸才,资质相对突出的沮渠牧犍登上王位不久,鲜卑帝国的铁骑趟过凉州丰茂的水草地攻入姑臧,沮渠牧犍面缚请降,北中国历时一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

北方一统并未给魏国带来安宁,赵王石虎、秦王苻坚曾经面临的,被战争掩盖的民族矛盾浮出水面。北魏从开国皇帝拓跋珪开始,奉行与汉族豪强合作的政策,开始是代北一带的汉人,进而包括整个中原地区的汉人,拓跋珪末年,鲜卑贵族与汉族豪强的矛盾加剧,北魏政府强行迁徙中原一带的豪强及附属农民到平城定居,引起各地汉人的武装反抗,鲜卑贵族也试图更换皇帝,迫使拓跋珪实行白色恐怖,对拓跋贵族实力派进行无情的打击,最终众叛亲离,被逆子所弑。明元帝拓跋嗣登基后,对拓跋贵族进行一定的让步,推行君主制下的诸部大人议政制,包括汉人崔宏在内的八人组成八公团共听朝政,奴隶社会部落民主制重新抬头。

一个没有文冶的国家,它的统治不会长久,这就是孔子被历代王朝尊为圣人的原因,为强化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太武帝拓跋焘有意进行汉化,加强皇权,借助一场场军事胜利带来的威望,公元429年(北魏神加二年),北魏政府推行机构体制改革,设置左右仆射、诸曹尚书等官职,正式恢复魏晋时代的中央行政制度。文化上兴复儒教,一改两朝对汉族士家豪门强迁的政策,下诏礼聘。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消除汉族豪强的敌意,崔浩进位司徒,位列三公,范陽卢玄、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汉人贤俊人才纷纷进入北魏朝廷,中书省、门下省汉官充盈,文士们济济一堂,出现自西晋亡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北魏国著名的大臣高允兴奋地憧憬未来说:“千载一时,始于今日!”

集权政治,朝廷官员举足轻重,中国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反贪的历史,哪一个朝代官员最清廉,它就最强盛。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法制建设是确保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为肃清吏治,抑制官员贪污,拓跋焘下令在宫阙的左边悬挂登闻鼓,使有冤情的人能够击鼓申冤。北魏官员没有俸禄,反贪并没有因为不发工资而减弱,拓跋焘亲自巡行察访官吏政绩,不称职者罢免,有恶行者绳之以法。征西将军皮豹子侵没官财,被免职流徙统万;镇西将军王斤任意调发,民不堪受,处以斩刑;拓跋焘巡行中山,一次罢免地方官员有贪污劣迹者十数人,北魏出现一批勤于职守的官员。

汉族文人广泛进入朝廷决策机构引起国人,武而无文的鲜卑贵族们的强烈反感,拓跋焘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地触犯鲜卑贵族的利益,他们利用佛教进行反击。拓跋贵族知道,他们原先信奉的草原上的,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各种各样宗教已经难以满足治国需要,佛教做为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生命力的旺盛不言而喻。佛学自境外传来,中原人称之为胡教,正好被少数民族利用和儒学对抗,石虎最先去皇帝号,做大赵天王,以佛教意识形态治国之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很多都步石虎的后尘使用天王制,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北凉沮渠蒙逊都曾大力崇佛,关中、凉州一带佛学蓬勃地发展。魏军平定凉州之后,许多佛学大师来到中原,备受鲜卑贵族的推崇,一时高僧云集,惠始、师贤、昙曜等是其中的佼佼者。拓跋焘受其影响,起初曾经礼敬沙门,时常召集高德沙门名僧,一起谈论哲学、玄理、治国之术,每年四月初八,佛诞节之日必亲登门楼,观看散花。

儒学并非宗教,远远没有佛学对普通人的影响力,崔浩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便将天师道天师寇谦之推荐出来,要拓跋焘发展道教,以抵消佛学影响。道教自称能画符诵咒,消灾灭祸,直至羽化飞天,长生不死,天师道自东汉以来流传渐广。寇谦之隐居嵩山修道,自称是太上老君亲自册封的天师,是道教正宗,造成南北天师道的分裂,嵩山天师道被称为北天师道。寇谦之亲自来到平城,进献道书,自称老子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亲授《录图真经》六十余卷,赐以驱使鬼神与炼制金丹等秘法,并嘱托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太平真君暗指太武皇帝,拓跋焘听后大喜,听从寇谦之的进言,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天师道由此在北方大盛。

鲜卑贵族把怨恨集中到拓跋焘身上,公元443年(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借北伐柔然之机,以刘洁为首的早期拓跋联盟的贵族首领们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刘洁是匈奴人,其祖父刘生落藉长乐信都,什翼犍时代作为前燕慕容公主的家臣来到代国。明元帝时,刘洁与古弼等人一同选入东宫,成为太子辅臣,拓跋焘即位,封尚书令,委以重任。刘洁掌握权柄,作威作福,依附他的人得到提拔,触怒他的人都被黜免,内外忌惮,侧目而视。鲜卑贵族、各级将领拔城破国聚敛来的财货都要与他平分,积累家财巨万。

崔浩谋略过人,神机妙算,逐渐取代刘洁在拓跋焘心目中的地位,二人在讨伐柔然的军事行动中产生分歧,刘洁不同意北讨,最后拓跋焘采纳崔浩的出兵主张,刘洁怀恨在心,断然联络一批鲜卑将领策划发动叛乱,他们事先定下新君人选:“若出师不利,皇上一旦有事,当立乐平王。” 乐平王拓跋丕是拓跋焘的二弟,刘洁的野心不只图谋废立,他曾经向术士问过图谶:“谶语载过‘刘氏应王’的话,续魏国之后,有我的姓名吗?”术士答得很暧昧:“有姓无名”。人一旦动了做皇帝的念头,做事就会疯狂得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刘洁准备破釜沉舟,和拓跋焘大干一回。

拓跋焘对柔然一如既往地采用分路合击的作战方针,到达漠南之后,舍弃辎重,以轻骑袭柔然,约定日期兵分四路出发: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跋崇各统十五将从东道进军;拓跋丕督十五将从西路进军;拓跋焘从中路进军;中山王拓跋辰督十五将为后继。拓跋焘的中军一路急进,按时到达柔然汗国敕连可汗的可汗庭所在地鹿浑谷,远远可以望见众多穹庐围绕中柔然可汗的金色大帐,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东西两路军连一个影子也没有,太子拓跋晃要求趁柔然没有准备之时,迅速展开攻击。刘洁急忙劝阻:“贼营中尘土很盛,人一定很多,我们人少,冲出去和他们交战,恐怕会被包围,不如等到各路大军到达之后再进攻。”拓跋晃反驳道:“尘土飞扬,那是因为士兵惊慌失措到处乱跑所造成的,不然,怎么会在军营上空有如此多的尘土呢!”拓跋焘将信将疑,丢失战机,柔然人逃走,拓跋焘追到石水也没追上。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柔然人第一次偷袭了魏军的屯粮之地,幸亏守卫屯粮的司马楚之机敏,冰柳筑营护住粮草。司马楚之心细,在遭到攻击之前就判断出柔然人进攻的讯息,当时有人向他报告说,军中发生怪事,一只驴的耳朵无缘无故被割掉,司马楚之立刻警觉,心想不好,出内奸了,割驴耳朵干嘛?肯定是做投降信物,这样一来,我军的位置、兵力、虚实全部暴露,柔然人肯定会大举进攻。怎么办?来不及筑营,用什么抵挡?北方严寒,司马楚之迎着刺骨的寒风,灵机一动,下令砍伐柳树筑营,浇上水,一夜之间,水结冰将柳木冻实,牢牢建起一座临时的营寨。刚建好,大队柔然骑兵杀过来,营垒冰面坚实光滑,马匹无法越过,柔然人只得退走,军粮保住了。

出师无功,后路被騷扰,拓跋焘只得从漠北班师,途经沙漠,军中断粮,将士死了很多,宿营时频频遭到惊扰,人心惶惶,刘洁劝拓跋焘弃军轻装回京,要求冶崔浩提议击柔然之罪,拓跋焘不听,“我遇贼没有出击,诸将误了会师日期,罪在诸将,崔浩有什么罪呢!”

诸将误期、粮道遭受突然袭击,军中数度惊挠,连续发生蹊跷事,崔浩的耳目终于获悉这一切都是刘洁的陰谋。他先假传诏令,私自更改拓跋焘与诸将约好鹿浑谷会师的日期,以至于拓跋焘到达鹿浑谷六天,各路兵马未到;接着又唆使人叛逃到柔然汗国将魏军的屯粮之地告诉柔然可汗;退兵之时派人扰乱军心,劝拓跋焘单独回京准备半路劫杀。

拓跋焘闻听,倒抽一口凉气,当即将刘洁拿下,拷问同谋,竟然问出一起惊天大陰谋。此案涉及到三路军的主帅,其中有拓跋焘的两个亲弟弟,乐平王拓跋丕和乐安王拓跋范,拓跋丕参与其中,拓跋范知情不报,大批鲜卑族将领受到牵连。这是一起陰谋推翻拓跋焘帝位的兵变,将领们均支持皇弟拓跋丕继位,图谋恢复那种兄弟相传的部落传统。拓跋焘和崔浩迅速采取措施,半路下达太子监国的诏令,拓跋晃总管万机,统领文武百官,明确父子传承的皇统不可动摇,诏书婉转地解除掉鲜卑功臣们的军权,逼他们悉数退休。回到平城之后,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坐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名将领因在攻打柔然时误期,被斩首于平城南郊;刘洁与同党南康公狄邻及张嵩等,皆夷三族;皇弟拓跋丕与拓跋范都莫名其妙地死去。

以此次未遂军事政变、鲜卑贵族势力大为削弱为契机,崔浩肆无忌惮得大力推行儒家意识形态,由温和的改革转变为激进的大变革,兴复儒教从灭佛开始了。

北魏进入中原以来,仍在沿循旧有习俗,祭祀的胡族神很多。崔浩趁热打铁,唆使拓跋焘下达精减鲜卑联盟诸部供奉的神灵、禁止“私养沙门”、抑制佛学传播的诏令。兴起于关中地区的卢水胡匈奴人盖吴领导的大起义为崔浩全面废佛找到合适的借口。关中地区佛教昌盛,为应对战乱,不少佛寺有自已的武装力量。拓跋焘平定盖吴之乱时,在长安一处佛寺发现僧人私藏武器、酿酒、为州郡牧守及富人藏匿财物、与贵族妇女于暗室中婬乱。种种丑行使佛学宣扬的普渡众生的教义变得苍白,一粒米拐坏一锅粥,就象每一名官员都代表国家形象一样,每一个和尚、每一处佛寺都代表佛家的尊严。原本对佛寺广占土地、荫附人口不满的拓跋焘再一次被激怒,崔浩从旁火上浇油,怂恿尽诛天下沙门。拓跋焘自诩灭佛圣人,悍然下诏灭佛,诏书斥责佛学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的罪魁祸首:“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耙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一切浮图形象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诏一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太武灭佛运动开始了,北魏官府一起行动,捣毁佛寺、焚烧佛经,活埋和尚, 经石虎、苻坚、姚兴等天王费尽金钱建造起来的佛塔、寺庙在北方荡然无存。这一场洗劫连道教天师寇谦之都看不下去,极力阻止崔浩,崔浩不听,多亏监国的太子拓跋晃素敬佛道,压下诏书缓发,平城的沙门一个没死,各地的和尚也多逃逸。

事物有得有失,有好有坏,中国人骨子里太激进,从一个极端可以很快走上另一个极端,既可以焚书坑儒、杀僧灭佛、文化革命,也可以尊儒崇佛,温和改革,世界人民能做到的,中国人能做到,世界人民做不到的事,中国人也能做到,只要给我们时间,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成为宇内不可替代、最伟大的民族。

意识形态是一种向心力,不同的民族可以因此凝聚为一个国家,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儒学功不可没,许多民族因仰慕儒学而融入中国大家庭,魏晋南北朝时代,面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产生了一批远见卓识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尤其在北方,学者们利用儒学宣扬中华文明,来改造社会,改造民族,改造国家。继北魏汉化第一人张衮之后,崔浩成为儒家文化坚定不移的推动者,他为了什么?为了金钱?崔浩家财巨万;为了荣誉?他已位列三公;为了女人,如果他需要,恐怕早已姬妾成群。他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当然,他不可能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平民永远决定不了国家的走向,财富在谁的手里,国家在谁的手里,象中国这样平均的国度世界已经不多,然而,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决定我们逃不出人类运行的轨道。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巨大变革的时期,战争、入侵、各种势力的角争使土地丧失所有权,每个人的利益处在重新再分配的重要关口,人们反复地争夺,不惜发动战争,从八王之乱到北魏建国一刻也没有停息,社会需要秩序,国家需要安定,首先要做到的是让拥有财富的每一名成员感到满足。崔浩要做的也是如此,他渴望在北魏国建立起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儒家文化的意识形态,来确保国家的安定与繁荣。

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出身姓氏等级,重新严格地搞起了门阀制度,他的外甥卢玄劝他:“别这么搞,创立制度进行改革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因时而宜,您想想,赞成您这项措施的,能有几个人?三思后行吧!”崔浩没有听,他这个人才华横溢,具有与生俱来的贵族性格,傲慢,专横,固执,做作。崔浩不仅走到鲜卑贵族的对立面,由于过于固执,不善于调和各方面的矛盾,急燥冒进的性格,在汉人中间引起分裂,使他失去庶族地主,甚至代北豪门的支持,把个鲜卑贵族、代北豪强和庶族小姓得罪个遍。以门第论英雄,固然可以得到中原高门士族的支持,对于鲜卑贵族、各族部落首领、汉人代北豪强、庶族地主来说,无疑是一场恶梦。贵种事件充分暴露出崔浩这种可笑的固执。

贵种事件的主角叫王慧龙,出自太原王氏,王国宝、王忱一族,是王愉的孙子,前文我们介绍过,是晋朝的望族,桓楚时代,支持桓玄,刘裕上台之后,将王愉一家满门诛杀,年仅十四的王慧龙被沙门僧彬藏匿,逃到江北,投靠北魏,由于他孤身一人,没有人证,所以魏书说他自称太原王氏。崔浩一见面就认准他的真身,因为太原王氏有一个特征,世代都出酒糟鼻,有名的齄王世家。王慧龙鼻子长得特别大,就因为这一点,崔浩把女儿嫁给他,逢人便赞美说:“真是贵种啊。”鲜卑人听了极为不满,天下是鲜卑人流血流汗打下来的,你们是贵种,我们呢?长孙嵩特意告了一刁状,拓跋焘把崔浩召来,大骂一顿,强迫免冠谢罪才算了事。后来,江南又来一号人物,一个叫鲁轨的贵族指名说王慧龙是王愉家的沙门僧彬和主母私通所生的,这又是一疑案,到底鲁轨说的是实情,还是鲜卑贵族们唆使的呢?从酒糟鼻来看,王慧龙应该是王氏的后代,反正魏国人都相信鲁轨的话,崔浩是出丑了,把女儿嫁给一个和尚的私生子。

拓跋焘对崔浩信任有关,北征柔然之后,曾经当着新近降服的高车诸部首领们指着崔浩称赞说:“你们看此人瘦小文弱,不能弯弓持矛,然其胸中的智谋远胜于兵甲。朕虽有征伐之志,却不能决断,前前后后建立的功勋业绩,都是此人的教导呀!”拓跋焘特意下诏命令尚书省说:“凡军国大事,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该向崔浩请教,然后再付诸实施。”拓跋焘常到崔浩家中去,去时不打招呼,有时崔浩仓卒出来迎接,连腰带都来不及系上,呈献的饮食也十分粗糙,来不及精心烹调。拓跋焘总是拿起筷子吃一点,有时站着尝一口才走,很给他面子。拓跋焘曾经把崔浩领到他的寝殿,语重心长得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事奉过朕的祖父和父亲,忠心耿耿辅佐了三代君王,朕一向把你当作亲信近臣。你应该竭尽忠心,直言规劝,不要有什么隐瞒。朕虽有时盛怒,不听你的话,事后还是会深思的。”

崔浩却辜负了这种信任,刘洁逆案之后,自恃皇帝的宠任,专制朝权,做事任性,急躁冒进,甚至收受贿赂,聚敛财富。随着大批鲜卑官员被解职,各地留下许多任缺,崔浩加紧征召士人为官,直接任命他所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士人几十人做各地郡守。太子拓跋晃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州郡官入选的,他们担任副职已经很久了,辛勤劳苦却一直没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作郡县守令,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崔浩傲慢地拒绝太子提出的正确的折中意见,直接把这些人送到领导岗位。当时任职东宫,与崔浩一同编史的高允叹息说:“崔公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满足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长官对抗争胜,他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汉化方向是正确的,拓跋焘和他都明白,但崔浩制定的政策太过偏颇,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打击一大片,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况且当时鲜卑帝国仍处在相对野蛮的状态下,矛盾必将爆发,编修国史一事终于将他送上断头台。

为加强文治,北魏朝廷开始修史,拓跋焘任命崔浩兼管秘书事务,让他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指示他们要根据事实撰写。崔浩以前曾经注解《易经》、《论语》、《诗经》、《书经》,当然他是基于高门士族的立场去注释经典,随意的曲解孔孟本意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情乖巧、奸佞,很受崔浩宠信,他们一面奉承崔浩,上表请求皇帝让崔浩继续注释《礼传》,让全国学习,并建议崔浩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来显示作者崔浩的秉笔直书。高允听说这件事后,不无担心得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就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幸免。”

崔浩竟然采纳了闵湛、郗标的建议,在拓跋晃的支持下,从邺城取石虎时代的“文石屋基”60枚,运抵平民,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祀的神坛东侧,占地一百步见方,工程共用劳力三百万。我们知道,西郊祭天坛是拓跋联盟祭祀神灵的地方,鲜卑王公、胡服勇士、女巫牧民,没有一人不到这里礼拜天地神灵,国史石碑立在那儿,摆明让拓跋贵族们看到。

崔浩主张恢复门阀政治,为了体现鲜卑贵族的尊贵和利益,修史过程中,崔浩玩了一个花招,国史中将拓跋氏定为汉代名将李陵的后代,拓跋部落联盟时代依附于拓跋部的各部酋长祖先成为随李陵投降匈奴的部属,拓跋氏由此成为汉人的高门望族。谁知,鲜卑贵族不买他的帐,拓跋人是匈奴的征服者,怎么会成为匈奴人的汉人降将。据魏书记载,崔浩的国史写北魏祖先们的事迹,每件事都非常详细真实。鲜卑人虽然没有文字,但语言却是在孝文帝时代被禁止的,拓跋珪时代,就有《真人代歌》,亦称《北歌》的鲜卑语宫廷歌曲。其内容为“上述祖宗开基的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足迹。”北魏宫廷中每日早晚均唱此曲,并有丝竹伴奏。由此可见,象前文所讲的,大鲜卑山、天女相思、力微杀妻等故事必定会隐隐约约出现在国史中,鲜卑人原本比中原人野蛮落后,征服过程中充满血腥和杀戮,不注重伦理,有些人或事自然会成为各族人的笑柄。

石碑立在去祭天坛的交通要道上,不仅鲜卑人,来来往往过路的各族人看见后,都用这些做为谈资,北方鲜卑人人人愤怒,鲜卑贵族们争相以此为借口向拓跋焘说崔浩的坏话,认为这是暴扬国恶。一两个人和所有人有本质的区别,正遭受了悬瓠攻坚战失利,心燥气败的拓跋焘终于顶不住压力,认为崔浩激起这么大的民愤,真是可恶,他大发雷霆,下令有司查处崔浩和其他编著国史的秘书郎吏的罪。

北魏朝廷的司法大权仍旧掌握在鲜卑人手中,调查结果可想而知,崔浩被判有罪,族诛。鲜卑人借机报复中原士族,拓跋焘下诏:“诛斩清河崔氏老幼和与崔浩属于同一宗族的人,不管血缘关系的疏密远近;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陽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诛灭全族,其他人都只诛杀罪犯一人。”崔浩被放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几十个鲜卑士兵嗷嗷呼叫着,在囚车上方向崔浩的头上撒尿,路上行走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人们提起英雄,总会津津乐道那些在千军万马、槍林弹雨里出生入经的将士。而顽强不屈的读书人是撑起华夏民族精神脊梁的英雄。一个人倒下去,许多人站起来,高允继承崔浩的事业,坚强地战斗下去,激烈的革命变成缓慢的改革,他有耐心和信心,几十年如一日,终于等来崔浩期待天下一统的儒家盛世。

两天后,拓跋焘北巡陰山,有人带来北部尚书李孝伯病重的消息,传言说他过世了,拓跋焘随口叹道:“李宣城可惜!”不一会儿,又改口说:“朕失言了,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可见,杀死崔浩让拓跋焘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崔浩事件是野蛮对文明的践踏,是野蛮人的一场胜利,北魏统治者最终会明白,不构建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国家的统治不会长久。崔浩为儒家文化献身的勇气值得称赞,但他为创建文明动用的武器却是促进社会不公平的门阀制度,失败早已注定,即使是另一个伟大的帝国皇帝拓跋宏的改革最终也是丧败在门阀制度之下。

借助北方鲜卑贵族与中原士族的内乱,不甘心失败,精心准备了二十年的宋文帝刘义隆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元嘉北伐,请看下一章:元嘉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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