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楼寨歼灭战（参见附图九）
（一）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改编
天京陷落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在这危难之际，捻军和太平军余部，没有被清军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不畏艰难险阻，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继太平军之后的抗清主力军。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牛宏升、李允、张禹爵等部捻军二三万人会合，扶王陈得才余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将士，也陆续前往集中。接着，他们在豫、鄂边境进行了合并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并共推赖文光为最高领袖；赖亦毅然负起领导责任，“以期复国于指日”。①赖文光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称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李允为魏王、牛宏升为荆王、张禹爵为幼沃王。军队沿用捻军的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分大旗小旗。但也作了一些变动，如将一些小旗改编成营，在任化邦率领的部队中，就有内五营和外五营的建制。
通过整编，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有利于继续坚持斗争。在政治上，明确以复兴太平天国为斗争目标；在领导上，加强了集中统一，隶属关系明确了，组织较前严密了；在军事上，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①，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马、骡、驴等牲口，加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作战方式上，随着骑兵的增加，发展了快速流动，盘旋打圈以疲敌，声东击西以误敌，设伏围裹以歼敌等灵活的战术，成为一支“善战善走”的部队。但是这次改编，没有解决部队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问题，这对于以后的作战影响很大。
清军方面，自黑石渡之战后，某些将领滋长骄傲情绪，认为太平军、捻军已是“屡败之众”，只要“僧格林沁就近调度，必能就地殄除”②。同时，派系矛盾突出，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与僧格林沁的满蒙旗兵之间，表现尤为明显。就在黑石渡作战之前，僧格林沁连吃败仗，日益暴露出这位王爷的无能。清廷为了支撑这支“王牌”军队，调两江总督曾国藩及其湘军前往湖北东部参战。曾国藩却以“大帅三人（按：指曾国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③为由，拒不应命，只愿派部分湘军归官文调遣。黑石渡之战后，清廷又下令抽调部分湘、淮军（湘军刘连捷部和淮军刘铭传部）给僧格林沁，以加强攻捻兵力。曾国藩、李鸿章都以种种借口拖延部队的调动。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则认为所调之湘、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④，拒绝湘、淮军的支援，仍然妄想独吞攻捻的“胜利果实”。清军之间的这种矛盾，对于捻军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邓州、鲁山大败僧军
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陽，旋即西进。12月7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陽，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境。赖文光、张宗禹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部署兵力，准备迎击僧军。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将士首先打败僧军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敌人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僧格林沁退入邓州城。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合编后接连取得胜利，士气复振。
12月13日、14日，捻军围攻邓州城未下，便北攻南陽府（今南陽市），旋又西趋镇平，复北经南召至鲁山。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郏县，于1865年1月6日进抵宝丰，堵截捻军北上山西，西进陕西。1月中旬，捻军与僧军交战失利，由鲁山西走。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陽，率部经汝州（今临汝）前往洛陽堵截。后探知捻军集聚于嵩县西北一带，便于1月下旬由洛陽取道宜陽，进至永宁（今洛宁）东面的韩城镇。捻军随即经伊陽（今汝陽）折而往南，返回鲁山。僧格林沁便督队由韩城镇经宝丰县的大营镇奔向鲁山。这时，捻军已在离鲁山十余里的地方布好阵势，待机歼敌。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龄率骑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时向捻军阵地冲锋。捻军佯败，将敌军诱过■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捻军乘势奋勇杀敌，先后毙敌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僧格林沁在总兵陈国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在鲁山大败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将首先败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在军前处决，借以镇慑所部。他决心猛追捻军，寻机报复。
（三）盘旋打圈，疲惫僧军
鉴于清军防守严密，捻军只得放弃入陕计划，决定在河南境内与僧军继续周旋，伺机歼敌。
鲁山获胜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捻军游骑四出，边马直抵河南首府开封城下，城内清军一日数惊，附近各州县官吏慌作一团。1865年2月11日，跟踪尾随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僧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孤军冒进，当追到鄢陵县北阎寨坡时，捻军得知追军兵力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将其击溃。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队赶到，亦为捻军所败。僧军连战皆败，损兵折将，不得不在鄢陵休整，仅派出部分兵力跟踪捻军。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陽，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陽州城南关，待敌军到达信陽时，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扶沟，入睢州境。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
两个月来，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他自己也“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赋”①。清廷曾告诫僧格林沁“未司一意跟追”②。老奸巨猾的曾国藩看出了这样追击的危险性，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将。”①但僧格林沁刚愎自用，并未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四）高楼寨全歼僧军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后，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陽进入曲阜。时僧军仍紧追不舍，山东巡抚阎敬铭也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为了继续疲惫敌军，捻军北趋宁陽、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今东阿南）、平陰、肥城，威胁省城济南。僧格林沁率军追至东平，丁宝桢部则进抵泰安北面的张夏镇。捻军见敌有备，便南下宁陽、兖州、邹县、滕县、峄县，旋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沭陽。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东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陽、汶上。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郓城西北的黄河水套地区。
黄河水套是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省考城县属的铜瓦厢决口以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捻军进入该地区后，荫蔽在那里的许多被清军击败的山东各地起义军的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又众达数万。而这时僧军已被捻军拖得疲惫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辄数十日不离鞍马，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②。就在这种情况下，捻军与当地起义人民一起，在菏泽的高楼寨一带，布下了歼灭僧军的天罗地网。
从菏泽县城到黄河南岸（约四五十里）有一条经吴家店、高
楼寨的大道。高楼寨北面，有许多道防堵黄河泛滥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捻军主力就埋伏在高楼寨以北的村庄、河堰和柳林中。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牵军追至菏泽之西、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迎战，且战且走，诱使僧军步步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顿时号角齐鸣，声震原野，埋伏在那里的捻军将士们奋勇出击，挺矛持刀，袒臂鏖战。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镑领本部步队，是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是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是为中路。捻军亦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将常星阿部清军击溃，立即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亦将敌军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立将该圩团团围住，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敌人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冲出，当落荒逃至菏泽西北十五里的吴家店时，被一青年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中。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荆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①。曾国藩也说：两年来僧军屡挫，捻军“夺官马至五千余匹之多，自此不可复制”②。薛福成在《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中称：“陈国瑞所部步队四千覆溃几尽，国瑞仅以身免，……总兵何建鳍内阁学士全顺，皆死于阵。”③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的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其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遂为捻军提供了打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一）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僧格林沁军覆灭后，清廷深恐捻军渡过黄河，北攻直隶，威胁京畿，从1865年5月下旬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各军，前赴山东，于北面驻扎“督剿”，继又令其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命直隶总督刘长佑驻军大名一带，扼守黄河天险；催调提督刘铭传所部淮军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门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经英国人训练的天津洋槍队，进驻景州（今河北景县），堵截捻军；命署两江总督李鸿章于所部各军内拨派精锐若干，由上海乘轮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隶；命醇郡王奕环统领京城旗绿各营，“密筹布置”，守卫北京。
曾国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后，一方面故作姿态，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并以种种理由拒绝迅速北上，以免仓促上阵，重蹈僧格林沁全军被歼的覆辙；另方面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并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捻方略。他认为捻军骑多步少，行动迅速，“飘忽靡常”，因而主张重点设防，“以静制动”，即所谓“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①后来他又一再重申采取这种攻捻方略的必要性，声称“细观贼情，已成流寇行径，若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著著落后。……虽终岁奔波，终无大损于贼”。强调要在捻军“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只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②据此，曾国藩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他坐镇徐州，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庐州、凤陽、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四省的其它地区则由各省巡抚负责。四省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老营”，驻扎重兵，多储粮草弹药，以为重镇。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军之粮药，即取傍于受援之地，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四省有首尾相应之象，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③
曾国藩煞费苦心制定的攻捻方略，其用心非常狠毒。但是，这一方略并不能解决地广兵少的矛盾。且不说捻军可以避开这十三府州的重点设防区，即使在上述重点设防区内，捻军依然可以在乡村纵横驰骋，摧毁地主民团的圩寨，并伺机伏击由城市出援的清军。此外，清军重兵集中于主要城市，广大地区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了，加上奉调北上的湘军、准军与各省防军之间矛盾重重，使捻军仍有继续流动作战的条件。
1865年6月18日，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被封为“一等毅勇侯”的曾国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离开金陵，沿运河北上，踏上了镇压捻军的反革命征途。
（二）捻军继续流动作战
高楼寨之战后，山东清军兵力空虚，仅有丁宝桢所部三千人扼守济宁，“能守而不能战”，而捻军新胜，士气大振，兵强马壮，“纵横自便”。①如果捻军此时不失时机地挥军北上，不但济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击清军，开创新的局面。但是，当时由于捻军首领们对尔后的进军方向“争言不决”，有的主张“先陷济南”，有的主张“北趋直隶”，有的主张“渡黄由豫入陕”②，以致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数万部队徘徊于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菏泽、曹县、城武、定陶、郓城、巨野、濮州、范县、金乡、济宁地区，虽然队伍有所发展壮大，但较长时间无所作为，失去了乘胜进攻的良好时机。及至得悉“京师有备”，自知难以渡河北上，赖文光等才于6月1日率部自汶上袁家口等处渡过运河东进。由于此时济宁、济南等地清军防守已经加强，捻军随即回到运河以西的嘉祥。这时，张宗禹已率部南下安徽，赖文光、任化邦等便接踵南下，谋与张宗禹等会合，恢复蒙亳一带的捻军基地。
张宗禹、赖文光等部捻军先后返回蒙亳地区后，即向当地清军发起进攻，相继占领了一些集镇和圩寨。6月18日，捻军攻占高炉集，切断驻涡陽（即雉河集）的安徽布政使英翰所部的粮道。6月21日，捻军三四万人乘胜进围涡陽城。这时，奉调开往徐州的总兵易开俊部清军三千人已行抵蒙城，曾国藩也于6月30日到达江苏清江浦。英翰接连请援于曾国藩，曾即命提督黄翼升率所部水师由高良涧（今江苏洪泽县）入洪泽湖，沿淮河西上，命总兵周盛波等部由徐州赴宿州以援蒙亳，命提督刘铭传部自济宁驰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自率部分湘军进驻临淮关。接着，漕运总督吴棠命总兵姚广武率部由濉溪口、临涣集出发，河南巡抚吴昌寿命总兵张曜、宋庆两部豫军由商丘出发，安徽巡抚乔松年命总兵张得胜、副都统克蒙额等部皖军由颍上、太和出发，驰援被困于涡陽的皖军，对捻军形成包围态势。捻军久攻涡陽不下，粮药将尽，在各路清军步步逼近的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25日撤围，西走河南。
捻军分南北两路深入豫境：北路由张宗禹等率领，经商丘、柘城、太康、扶沟、鄢陵、许州、襄城、郏县、宝丰、鲁山，南走南陽府；南路由赖文光等率领，经沈丘、淮宁、周家口、西华、临颍、郾城，复折往东南，趋西平、上蔡等地。
曾国藩在捻军分两路进入河南后，仍坚持其专办十三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针，他认为张宗禹一路已进入豫西，“万难追及”①，而赖文光一路进入陈州，属于十三府州，便派刘铭传等部跟踪追击。9月23日，曾国藩自临淮移营徐州。其时，赖文光一路捻军已由河南新蔡进入安徽阜陽县西部的瓦店集、迎仙集一带，刘铭传等部淮军以及豫军、皖军等正从周家口、徐州、颍州、固始等地压来，妄图多面夹击，一举消灭捻军。10月1日，凹张寨一战，捻军失利，赖文光及时率军撤出，由周家口北趋西华、太康、睢州，从考城入山东，活动于曹县、定陶、郓城、菏泽等地。
曾国藩唯恐捻军进入山东半岛富庶地区，便一面命驻防济宁的潘鼎新部淮军扼守运河，一面命总兵张树珊的步队、副都统色尔固善的马队以及徐州的清军北上山东，跟踪捻军；并从苏南调总兵杨鼎勋、郭松林等部进驻宿迁、徐州，以为后援；还命刘铭传、周盛波两部淮军分别进驻周家口、归德，防备捻军南下。清廷对曾国藩在山东围堵赖文光部的部署虽感满意，但对进入豫西的张宗禹部却忧心忡忡，认为该路捻军“不西趋秦境，必北扰晋疆”①，而曾国藩所率清军多在东路，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为此，拟命李鸿章率总兵杨鼎勋等部驰赴河洛一带，进剿张宗禹部，兼顾山西、陕西门户。接着，又令正在赣南镇压太平军余部的鲍超所部湘军赶赴豫南。曾国藩深知，如果李鸿章督师豫西，必然从东路将淮军调走，使他失去依恃，于是上奏清廷，建议暂勿令李鸿章赴河洛。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就在反动派频繁调兵之际，赖文光等已率捻军由山东进入江苏丰县、沛县、砀山、徐州一带，取得粮食和兵员补充后，又西进河南，于11月底与从鲁山、宝丰东进的张宗禹所率捻军会师于扶沟，随即西趋襄城、叶县、舞陽一带。
（三）曾国藩“以静制动”方略的彻底失败
捻军不断深入河南流动作战，而湘、淮军一般只守据点，不积极攻剿，使新任河南巡抚吴昌寿兵饷两绌，一筹莫展。他在给清廷的奏报中，一方面诉说“豫省军务种种棘手，势处万难”，另方面对曾国藩名为督办三省军务，实仅株守十三府州之地，表示不满。12月1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统筹全局，前往应援”，并告诫他“未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②与此同时，曾国藩也因捻军主力全部进入河南，不得不对其攻捻方略进行一些改变，表示“不复拘泥十三府州之说”。他一面坚持仍在济宁、徐州、临淮、周家口四处驻扎重兵，以备“迎头截击”，一面令李昭庆部淮军万余人奔赴河南，与原驻周家口的刘铭传部淮军万余人“同作两支游兵，仿照僧格林沁之法”，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①曾国藩还准备将其大营由徐州移往周家口。
在曾国藩尚未变更部署以前，捻军即已分路疾驰南下：赖文光等率部自临颍、郾城走西平、遂平、确山、正陽、罗山、光州；张宗禹等率部自襄城、叶县走裕州（今方城）、唐县（今唐河）、邓州。1866年1月，捻军各部先后进入湖北，赖文光一路在麻城、黄州（今黄冈）一带活动，张宗禹一路在襄陽、枣陽一带活动。1月18日，赖文光、任化邦部乘清军提督成大吉部哗变之机，发起进攻，成大吉仅率少数清兵从麻城逃往滠口。捻军遂占黄陂等地，威胁武汉。2月18日，捻军又于黄陂东南的街埠一带大败清军，毙总兵梁洪胜等多人。
捻军在鄂东连打两次胜仗，湖广总督官文急忙请求援兵。曾国藩命总兵喻俊明等率水师驰赴武汉，令刘铭传率所部淮军由周家口驰赴湖北黄州，令浙江提督鲍超率所部湘军进驻豫、鄂交界地区，听候调遣。当援鄂清军刚到湖北，捻军又甩掉敌人北上，经河南进入山东。4月11日，张宗禹部在安兴寨（今菏泽东北）击败总兵杨飞熊部八营清军，13日，又在龙堌集（今巨野西南）大败总兵王心安部八营清军，20日，在郓城西北的柳条圈又败潘鼎新所部淮军。26日，赖文光部也到达郓城境内，两支捻军重又汇合。
4月29日至5月7日，捻军三次抢渡黄河、运河均未成功，遂又分兵两支南下：张宗禹等率部走河南虞城、宁陵、归德等地；赖文光等率部南进江苏丰县、砀山、邳州、宿迁等地。6月15日，两支捻军在徐州汇合，旋又分开。张宗禹部由丰县、砀山走河南虞城、宁陵、睢州、杞县，又南下太康、陈州，从周家口渡过沙河，由郾城西进；赖文光部走安徽宿州、怀远，渡过涡河趋凤台、太和，然后入河南境内。捻军一直在曾国藩所圈定的重点防区内往返穿插，流动游击，使其“以静制动”的方略彻底失败。
（四）曾国藩“聚兵防河”计划的完全破产
“以静制动”的方略破产后，曾国藩于1866年夏又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企图以此遏阻捻军的流动。经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面商，确定了运河、黄河的设防部署：在运河防线上，从济宁长沟到山东、江苏之交的韩庄，由潘鼎新部防守；韩庄以下由杨鼎勋部驻防；长沟以上至黄河由山东军防守。在黄河防线上，范县豆腐店以西至东明、长垣由直隶军防守，豆腐店以东的张秋、东阿一带由山东军防守。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南后，曾国藩又设沙河、贾鲁河防线。沙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槐店（今沈丘）由刘铭传部防守；槐店到正陽关由乔松年部皖军防守；正陽关以下系淮河，曾国藩派水师和皖军防守。贾鲁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朱仙镇由潘鼎新、张树珊部防守；从朱仙镇北四十里到开封，又北三十里到黄河南岸，没有河流，由李鹤年的豫军构筑堤墙防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此外，为了攻守结合，又命鲍超、刘秉璋、杨鼎勋、刘松山、张诗日所部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捻军。
曾国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则企图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在捻军渡过沙河以后，则企图将其局限于豫西南的多山地区，使之不能发挥骑兵的优势，然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显然，这种设防漏洞仍然很多。首先，由于清军内部存在着派系矛盾，曾国藩难于做到统一指挥，特别是经常受到淮军头目李鸿章的掣肘。其次，曾国藩的“防河”战线太长，势必造成兵力分散，处处防守薄弱。此外，还有不少人对曾国藩的防捻计划持反对意见，认为“宜于速剿，不必为防河之谋”①。
就在曾国藩紧张地部署河防时，捻军发觉了清军的诡计。9月中旬，赖、张两支捻军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会师，侦知朱仙镇以北堤墙尚未筑成，随即经尉氏、中牟北上，决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捻军先示形于开封以北的黑堽，佯作抢渡黄河的态势，然后急速南下进至开封南的芦花冈，乘夜击溃豫军，再次突入山东境内。
沙河、贾鲁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曾国藩自称“闻信之余，实深焦愤”，不得不承认防线太长，兵力不足，称“防守沙河、贾鲁河，本系策之至拙者”，但又声称“无奈马队远不如贼，……专恃步队追剿，断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于防河之下策”②。不管曾国藩如何巧于言词，事实是由他主持攻剿捻军一年零五个月，“毫无成效”③。为此，清廷决定换马，12月7日，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曾国藩则回任两江总督。
三、东捻军转战湖北
（一）捻军分为东西两支
捻军冲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菏泽、曹县、巨野、金乡一带地区后，于10月上旬抢渡运河未成。这时，淮军潘鼎新部已进抵济宁，刘铭传部进入城武、巨野，刘秉璋、刘松山、张树珊等部也先后到达山东，进入运河防区，对捻军实施包围。捻军随即回军西向，于10月13日进入豫东地区。
两年以来，捻军纵横驰骋于苏、鲁、豫、皖、鄂数省，取得了歼灭僧格林沁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等一系列胜利。但是，由于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没有一个可以立脚的基地，部队得不到休整，粮食、弹药的补充十分困难，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态势日益明显。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①，试图改变这一不利态势，遂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那里的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是为东捻军。
（二）东捻军转至湖北与李鸿章的攻捻方略
1866年10月下旬，东捻军三万余人在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领下，由河南中牟返回山东，拟攻破运河防线，进入较为富庶的运河东部地区，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后因在郓城东北的袁家口、开河、安山等处几次抢渡均未成功，而淮军刘铭传、潘鼎新等部又已跟踪返回山东，为避免遭敌围攻，便南下江苏丰县、沛县等地。不久，复入山东，再次进攻运河防线，又没有成功。其后，赖文光、任化邦等遂放弃进入运河东部地区的计划，决定向湖北转移，拟渡过汉水，进占荆州、宜昌，然后主力入川，并留一支部队于湖北以为声援，以一支部队入陕西与西捻军
取得联络。“倘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①，联合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建立基地。这一计划，得到东捻军广大将士的拥护。1866年12月初，东捻军由山东进入河南，下旬进入湖北。
清军方面，李鸿章鉴于曾国藩所确定扼守的“贾鲁河、沙河地段太长，人力难齐，终办不成”的教训，提出了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人，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的“扼地兜剿”方略，并准备采用“离间”、“招抚”等伎俩，妄图从内部瓦解捻军。②
1867年1月，李鸿章调集不下十万部队，分“堵击之师”和“兜击之师”，在河南、湖北集中。其部署是：在北部，命李昭庆部二十余营驻河南信陽，扼捻军北上的通道；在西部，命鲍超三十二营由南陽移驻襄陽，豫军总兵宋庆十营、副将蒋东才六营扼守枣陽，荆州将军巴扬阿统领提督蓝斯明、水师总兵左光培扼守汉水沿线；在东部，命新任安徽巡抚英翰、总兵张得胜等率皖军分扎六安、霍山一带；在南部，由湖广总督官文驻守武昌，彭玉麟统领水师驻守黄州。上述各部清军均为“堵击之师”。李鸿章又命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张树珊等部淮军共三十余营，由豫东南分道入鄂，和新任湖北巡抚曾国荃统领的郭松林、彭毓橘、伍维寿、熊登武等部湘军共三十余营，组成“兜击之师”。李鸿章等妄图一举消灭捻军于鄂东地区。
（三）罗家集、杨家河两败敌军主力
东捻军进入鄂东北不久，即由麻城南下黄陂，接着进至滠口，威胁武昌。随后，折而向西，连克云梦、应城，进攻德安府（今安陆），旋又经宋河镇入京山，南占天门县。提督郭松林率领九营湘军尾追而来，捻军采取兜圈子的战术疲惫敌军。郭松林不顾士卒疲劳，紧追不舍。1867年1月11日，郭松林分兵三路向钟祥东面的罗家集进攻，捻军的步马队早已设伏以待。待敌发起攻击时，捻军首领任化邦率部正面接战，李允统领马队从两侧包抄，赖文光率部袭敌后路，将清军四面包围。激战半日，歼灭清军二千余人。郭松林身中七槍，被捻军生擒，因伤重不能行走，被弃掷路旁，幸免于死。
罗家集胜利后，东捻军在钟祥与旧口之间结筏抢渡汉水未遂，便东走应城、云梦。淮军周盛波、张树珊等部在后尾追，捻军仍采用打圈战术，伺机歼敌。1月26日，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东岸屯扎，淮军总兵张树珊所部六营孤军追来，渡河进击。捻军佯装败退，张树珊恃勇轻进，被捻军分割包围。激战至深夜，捻军阵斩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使李鸿章的淮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四）尹漋河先胜后败
东捻军两败敌军之后，士气高昂，声威大振。为了实现西进川陕的战略目标，先后在旧口、丰乐河、流水沟及王家集、霸王山等处抢渡汉水，但均为清军所阻，被迫回到旧口地区。
就在东捻军抢渡汉水的半个月中，清军各部已分别向旧口方向集中，准备围歼东捻军于旧口地区。其部署是：湘军彭毓橘、谭仁芳、熊登武、刘维桢等部驻九里冈、永兴、皂市、天门一带，屏蔽东路；豫军蒋东才等部驻茅茨畈，扼守北路；淮军刘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庆部由信陽移驻宋河镇；以淮军主力刘铭传部万余人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一万六千余人自西向东，夹击捻军。赖文光等见清军来势迅猛，便率军退守尹漋河（今永隆河）一带，准备与清军决战。
2月19日拂晓，刘铭传为了争功，自行改变与鲍超军共同进攻的计划，提前由下洋港向尹漋河抢先发动进攻。他见捻军扎营于司马河（今天门河）对岸，便留二三营兵力护卫后路辎重，以十七营兵力渡河攻击。捻军以步队正面阻击敌军，以千余马队向北绕袭敌军后路。刘铭传恐后路兵单，辎重难保，便抽出步队三营、马队二营加强后路，自率十二营兵力分三路进攻。捻军亦分三路迎击：任化邦敌左路，牛喜敌右路，赖文光、李允敌中路。任化邦率部全力围攻刘盛藻的左路军，“刘盛藻鏖战多时，渐不能支”①。刘铭传恐左路有失，忙从中路抽出黄桂兰、张士元、李锡增三营兵力往援。在捻军的锐利攻势下，刘盛藻部过河溃逃，李锡增则中槍丧命。接着，任化邦率部转援牛喜部，将右路淮军一举消灭，击毙总兵唐殿魁、记名总兵田履安、副将吴维章等。捻军左右两路取胜后，任化邦、牛喜便率部与赖文光、李允部一起围攻刘铭传亲自督率的中路军。捻军将士挥刀斩杀，淮军一败涂地，退至司马河彼岸。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②。
可是，正当捻军追过司马河，即将歼灭刘铭传所部淮军时，鲍超率所部湘军从旧口由西向东侧击杨家洚捻军侧背。杨家洚与尹漋河同在司马河东岸，相隔十余里。赖文光在鲍军进入杨家洚后，没有仔细侦察敌情，便仓促率领中军步队向鲍军冲锋。但鲍军阵势严整，左、中、右三路，每路八九营兵力，分主攻和策应，稳扎稳打，步步前进。激战两小时，捻军中军步队受挫，虽有马队驰前接应，但后路又为鲍军马队截断，于是军心动摇，阵势大乱，由胜转败。又因连日下雨，河港水深，道路泥泞，捻军慌不择路，阵亡和溺死者近万人。杨家洚、尹漋河等处数百村庄据点，全被鲍军占领。
尹漋河之战，虽然歼灭了刘铭传所部淮军半数以上，但东捻军自己也遭到惨重损失，伤亡万余人，被俘近万人，损失马匹数千和辎重无数，不但元气大伤，而且使西进的计划受挫。尹漋河之战最后遭到失败，首先是由于东捻军在取得罗家集、杨家河两次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对于在武器装备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以致在与刘铭传部作战时，竟没有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对近在旧口的鲍超部进行警戒，特别是当鲍部来袭时，赖文光等不作周密部署，仓促反击，结果受挫。其次，捻军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缺乏坚韧顽强的意志，稍遇挫折，就撤离战常此外，尹漋河一带河汊纵横，使捻军骑兵的活动受到限制。鲍超说：这次“擒斩溺毙之多，则由彼之先失地利耳”。①
（五）被迫放弃入川计划
东捻军在尹漋河战败后，余部即北上河南，从唐县、桐柏东走信陽、罗山、光山，然后经湖北麻城、黄冈、蕲水、蕲州、广济，进入安徽西南边境，因遇淮军刘秉璋、周盛波部阻击，又折回湖北蕲州一带。这时，湘军彭毓橘部驻扎于蕲水。3月23日，东捻军由兰溪、董家河一带沿浠水河北上时，彭毓橘亲率湘军十三营由六神港至溪潭坳堵截，捻军将其击败，阵毙总兵彭光友，并乘胜包围六神港，取得了击毙彭毓橘以下营哨各官三十余名和歼敌三千余人的胜利。
之后，东捻军又西经孝感、应城、京山等地抵达汉水东岸，在旧口至岳口一带筹船结筏，希图西渡汉水，为清军炮船所阻，未获成功。后经钟祥北上枣陽、随州（今随县），5月初进入河南桐柏、信陽境，因遭淮军周盛波、刘铬传部截击，由平靖关折回湖北应山，旋又东走黄安。5月14日，捻军在黄安的王家冈设伏，大败刚从河南光州赶到麻城的淮军杨鼎勋部，杀总兵张遵道。接着，捻军再次进至汉水东岸，由于刘铭传和鲍超部相继追来，不得不放弃西渡汉水进入四川的计划，经枣陽北上，拟从河南西进入陕，与西捻军会合。
四、东捻军在山东被围及其最后失败
（一）进军山东半岛
1867年5月下旬，东捻军进入河南新野、邓州、镇平、内乡一带，还来不及休整补充，淮军刘铭传等部就从枣陽、襄陽跟踪追来，豫军宋庆部和淮军周盛波等部也分别由南陽、唐县前来堵截。而当时捻军内部对于行动方向问题意见不一。赖文光、任化邦等本主张进军西北，但从山东郓城、梁山地区参军的将士认为山东连年丰收，粮食充裕，而陕西连年战乱，粮食缺乏，极力主张东进山东。赖文光、任化邦等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包围，同时，“恐西路山多，难于翻越”①，也就改变主意，采纳了东进山东半岛的意见。
6月上旬，东捻军由考城进入山东曹县，疾趋郓城，甩掉尾追之敌，于6月12日晚直逼运河，以一部强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军驰援；以另一部袭击由山东军防守的比较薄弱的戴家庙一带防线，于次日黎明突破。当时天旱水浅，捻军全部三四万人涉水过河，进入运河东部地区。
东捻军进入山东腹地后，日行百余里，忽东忽西。新任山东巡抚丁宝桢虽督军尾追，只能望尘兴叹。6月19日，东捻军东走章丘，后经邹平、寿光等地进入胶东半岛，6月底兵锋直指烟台。道员潘霨勾结英法侵略者联合防守烟台，通商大臣崇厚则从天津派出洋槍队渡海增援。
胶东半岛虽然比较富庶，但捻军进入这三面濒海的地区，易被清军包围，而东捻军首领们虑不及此，最终招致失败。
（二）李鸿章坚持“扼地兜剿”方针
东捻军突入山东后，清廷令李鸿章从河南移营山东，“择要驻扎，居中调度”。李鸿章根据刘铭传、潘鼎新等将捻军“挤入登（州）、莱（州）海隅，趁势围逼”的建议，立即奏称：“断不敢谓蹙贼海隅之议遂有把握，但与其任令长驱各省，流毒无穷，似不若诱令盘旋偏隅，得办且办”。①6月30日，李鸿章抵达济宁，随即以刘铭传部由济宁、泰安、莱芜径趋青州（今益都）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潍县（今潍坊市）、昌邑赴莱州（今掖县）为北路，以总兵董凤高、沈宏富马步十五营由郯城、兰山进莒州为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欲逼（捻军）入登、莱绝地，会合（山）东军相机扼堵”，“扼之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②不久，李鸿章又声称：“欲灭此贼，计惟有觅地兜围之一法”，“与其驰逐终年”，“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东”，“不如专弃登、莱以扼之”。他决定“先固守局而后进兵”。①其具体部署是：以运河为外圈，胶莱河为内圈，进行布防。决定调皖、豫、鄂、苏和直隶的清军，分段防守运河，在西岸修筑长墙，并以部分兵力就东岸旧墙修缮炮台，“犄角护守”。鉴于胶莱河是扼捻军西突的咽喉，决定配以重兵，以一营守三里，在近三百里的地段上，共部署兵力近百营，由淮军主力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沈宏富、王永胜等部及豫军宋庆等部和丁宝桢的山东军划段防守，并筑长墙壕沟于河西。同时，以黄河为北部防线，由崇厚和刘长佑负责防守；以江苏北部的六塘河为南部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队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队跟踪追剿。
（三）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
1867年7月中旬，东捻军正在福山、宁海（今牟平县）一带就粮，得知清军在胶莱河西岸修墙筑垒，分段扼守，才急忙回军西向。7月31日，赖文光、任化邦等率军自即墨向胶莱河南部的麻湾口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只得转兵北上。8月6日，又向淮军潘鼎新部驻防地段的新河突击，仍未成功。后侦知胶莱河北段入海处沙滩无兵驻守，而潍河北段自下营至海口一段只有已革山东军总兵王心安部二千余人驻防，且“营垒初成，河墙未筑”②，便于8月19日集中兵力从这一地段的海神庙等处发动进攻，歼灭了王心安所部清军，进入潍县、昌乐，然后由安丘、临朐疾驰南走。李鸿章费尽心机策划的“扼守胶莱之策”，成为画饼。清廷大为震惊，将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丁宝桢革职留任。
胶莱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李鸿章将防守胶莱河的各部清军调至运河防线，并将大营由济南（8月下旬由济宁抵济南）移至台庄（今台儿庄），居中调度。当时，多数清军将领对防守运河丧失信心，特别是丁宝桢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今胶防隳守，运河之防非独无补于事，抑恐有碍大局”。①曾国藩也悲观地说：“胶莱三百余里尚难堵御，沿运千有余里更觉毫无把握。”②清廷则明确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鸿章面临朝野的谴责和攻讦，仍然认为扼守运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别无良策。他在9月19日的奏折中说：捻军“正急欲出运”，“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军心惶惑也。”“今使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臣必速罢，若更无可制贼，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③李鸿章继续加固河防，后来还组织了三支各拥有万人以上的“游击之师”，紧追捻军。
（四）东捻军的最后失败
东捻军虽然突破了胶莱河防线，但仍局处于运河与胶莱河之间，由于地域狭小，无从发挥流动作战的长处，粮食也日益缺乏。赖文光、任化邦等为摆脱遭十余万清军拦阻追击的不利局面，决心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缺乏明确的方向，行动慌乱。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苏赣榆、沭陽等地，企图抢渡运河和六塘河。由于清兵防守严密，进军受挫，遂于10月初复入山东，并派人由间道入陕，向西捻军求援。11月初，东捻军突至章丘，准备北渡黄河，又被清军水师所阻。在寒冷缺粮的情况下，东捻军只得东走乐安（今广饶）、寿光、潍县就粮，刘铭传部淮军尾随其后。11月12日，东捻军在潍县松树山仓促应战，结果大败，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等只得率军南下江苏，拟再次抢渡运河和六塘河。11月19日，当刘铭传部尾追至赣榆时，捻军再次进行反击。由于淮军绕袭后路，捻军复大败。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槍杀，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任化邦是捻军重要首领之一，英勇善战，尤其擅长指挥骑兵作战，他与赖文光一起，勇谋结合，带领捻军屡败湘淮军，为敌人所畏惧。他的牺牲，是东捻军的重大损失。
赖文光在任化邦牺牲后，率部折回山东，继续战斗，企图突破清军的围困，但因连遭失利，力量大减，加上饥寒交迫，人困马乏，士气日益低落。12月，当赖文光率军北上，徘徊于寿光、昌邑、潍县避敌就粮时，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继追
捻军首领赖文光的战刀
来，东捻军屡战屡败。12月24日，东捻军在寿光的北洋河与弥河之间的滨海地带与清军背水决战，结果惨败，伤亡近二万人，被俘近万人，精锐丧失殆尽，首王范汝增等壮烈牺牲。之后，赖文光率余部四五千人由昌乐南下诸城、日照，走江苏赣榆、宿迁。12月31日，在抢渡运河失败后，即转兵东向，前队于次日夜由沭陽城南张家湾突破了六塘河防线，进入清江浦境内，但后队未及渡河即被清军歼灭。渡过六塘河的捻军由于不断遭到清军堵击，减员愈来愈多。1868年1月5日，余部千余人在扬州东北的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击败，赖文光不幸被俘。至此，东捻军最后失败。赖文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领导捻军继续坚持反清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俘后，他严词拒绝敌人的劝降，英勇不屈，就义于扬州城外，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不愧为农民革命军的一个杰出领袖。
五、西捻军转战陕西
（一）灞桥大捷
1866年10月捻军分为东、西两军后，西捻军约有三万余人（一说五六万人），以“前进甘陕，连结回众”，建立新基地为目标，在张宗禹、邱远才、张禹爵等率领下，由豫东经许州、洛陽、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陰县境。
自1862年西北太平军和滇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后，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回族人民的大起义。之后，由于西北太平军援救天京离陕，而清廷又抽调多隆阿、刘蓉等部入陕，回民起义军遂遭到镇压，余部退入甘肃，与当地回民起义军一起坚持反清战争。西捻军的入陕，大大鼓舞了陕甘回民起义军，他们纷纷在甘肃的宁州（今宁县）、泾州（今泾川）等东部地区袭击清罕，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作战。这时，署理陕西巡抚刘蓉正率一万四千余名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起义军。当他得悉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忙向清廷告急说：“西回东捻，两路同窜，欲防则无迎击之旅，欲剿则无守隘之兵”①，请求速派援兵。
清廷在西捻军入陕前，已改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乔松年为陕西巡抚，西捻军入陕后，又命鲍超率所部湘军入关追击。可是，左宗棠借口筹备粮饷，停兵湖北，踌躇不前；鲍超则通过曾国藩转奏清廷，沥陈入陕有“米粮之难办”、“饷银之难解”等等困难，要求“俟马队练成，陕省米粮转运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关”。①鲍超所部湘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抢掠成性，西北地瘠民贫，自然难于满足其掳掠的欲望。清廷只得改令提督刘松山部湘军替代。清军援兵不能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捻军进入陕西华陰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清军东调，对付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三千余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设伏于华州敷水东面的树林里，又大败湘军，斩杀七八百人。
西捻军初战获胜后，便于12月中旬乘胜西进， 14日前锋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清军回顾省城，捻军却又折向东南，接连占领蓝田县属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清军果然东向追击，西捻军遂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的声势。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左右村庄设下伏兵，布好口袋，等待敌军的到来。
1867年1月23日，当疲惫不堪的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时，捻军派少数部队与敌接触，且战且退，把敌军诱至十里坡。待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闯进伏击圈后，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埋伏在十里
坡左右的马队同时出击，左右包抄，将湘军四面包围。时值风雪交加，湘军士卒冻饿，无心作战，槍炮又被雨雪沾湿，影响点放。捻军勇猛冲杀，展开白刃格斗，不到半天时间，阵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敌军三千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的一次大胜仗。这是捻军运用流动战术，先诱敌跟追，拖垮敌人，然后设下埋伏，出敌不意地围歼敌人的又一成功战例。
（二）捻军、回军联合作战
灞桥之战后，清廷将刘蓉“革职回籍”，命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并催促总兵刘松山部湘军和郭宝昌部皖军兼程入陕。当时，西捻军已乘胜进入西安东门外的三府洼、西门外的火神庙、南门外的小雁塔、北门外的红庙，包围了陕西省城。与此同时，甘肃东部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亦东进陕西，与西捻军声势联络。巡抚乔松年依托西安高厚的城墙固守待援。2月初，湘军刘松山、李祥和部及淮军张锡嵘等部到达西安郊外。2月10日，西捻军向敌发起进攻，激战数小时，阵斩张锡嵘，但最后为刘松山部湘军所败，退守秦渡镇、花园铺、梁家桥一带据点。西捻军围攻西安月余，未能攻克，打援又遭失利，遂撤离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走，3月24日在郿县以西渡过渭河，进入扶风、岐山交界处的益店，与由凤翔东来的回民军取得联系。
西捻军和回民军共同拟定了作战计划：捻军东攻同州（今大荔）、朝邑，回民军进攻西安。但正当捻、回军准备分路东进之际，总兵郭宝昌部皖军已从三原向咸陽西进，刘松山等部亦已渡过渭河，向捻军、回军逼近。4月19日，临平镇（今乾县西南）一战，捻、回军失利，被迫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一同经三原、富平向蒲城、同州前进。5月初，两军扎营于同州北的许庄一带，
横亘二十余里。刘松山率部赶来，捻、回两军将其包围，杀死副将胡理明等多人，毙伤清兵甚众。5月下旬，捻、回军又挥师西进，从兴平南渡渭河，再次进攻西安。清军紧闭城门，固守待援。5月27日，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援兵赶到，捻军在西安城南的山门口、木塔寨等处作战失利，损失较大。张宗禹遂率军东走蓝田，继又转战于临潼、渭南、华州一带。
西捻军与回民军取得联系后，由于有着共同的反清目标，因此能够互相配合作战，对于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尤其是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在政治上未能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在军事上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处于时离时合的状态，没有达到捻军与太平军那种程度的联合。
（三）左宗棠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与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办陕甘军务，以按察使刘典为帮办。左宗棠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率楚军近二万人，从6月中旬开始，分三路陆续入陕：左宗棠亲率一万一千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关，以防西捻军东返河南；刘典率军三千余人由樊城进荆紫关，经商州进入蓝田，阻拦西捻军南下湖北；提督高连升率军四千由樊城溯汉水西上，于蜀河口登陆，防止西捻军由陕入川。早在入陕之前，左宗棠就确定了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他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①从左宗棠的入陕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贫，粮饷运输补给困难，捻军、回军又缺乏紧密联系等情况来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战方略，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所部诸军也先后入陕，即以主要兵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民起义军。其具体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高连升所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为“剿捻之师”（高连升部为回民起义军所牵制）；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陰、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左宗棠企图割断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系，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将其歼灭后，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
（四）西捻军转移陕北
左宗棠率军入陕后，在陕清军兵力增至约四万人，装备有洋槍洋炮。西捻军虽有数万之众，但除老弱妇孺外，能战之兵只有万余人，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居于劣势。当时，西捻军正盘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陽一带。这一地区南有渭水，西有泾水（今泾河），东有洛水（今洛河）、黄河，北面则是山区，很不利于捻军骑兵的纵横驰骋。为了摆脱左宗棠所部各军的包围，西捻军决定向陕北转移。
10月上旬，左宗棠与刘典、刘松山、李祥和、郭宝昌、高连升等进一步“商议方略”，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泾水、洛水之间的具体部署。西捻军见各路敌军日逼，便于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一带北上白水，以马队猛攻渭北山区的清军，突破包围圈后，向中部（今黄陵）、洛川进军，进入陕北地区，使左宗棠的围歼计划顿成泡影。
陕北高原塬、梁、峁、沟、壑相间，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西捻军进入这一地区，作战和补给都遇到不少困难，但毕竟摆脱了敌人的围攻，加之当地清军力量比较薄弱，便于休整。其次，陕北是回汉农民起义军主要活动地区，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再次，即将进入初冬季节，黄河冰冻，一旦左宗棠的重兵追来，可以渡河入晋。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捻军北上陕北，对于保存自己和尔后的行动，还是比较有利的。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甘肃东部和南部的回民起义军仍积极向东发展，配合作战。10月底，西捻军一部进攻鄜州（今富县）不克，北攻甘泉。11月上旬，一部进占安塞，主力活动于宜川、延长之间。刘松山、郭宝昌“■思催队紧追”，便率部由中部东渡洛水，向宜川进发。11月14日，回民起义军在中部大贤村截击尚未渡洛的刘松山部后队，杀其部将李祥和。11月17日，西捻军北占延川，进向清涧，接着于22日配合回民起义军占领绥德州（今绥德）。
西捻军在陕西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高涨。12月3日，左宗棠在奏折中惊恐地说：“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叠陷”。①可是，就在这时，张宗禹收到了被困于山东的东捻军求援的急信。为了实践“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张宗禹等决定立刻离开陕北，去援救自己的战友。
六、西捻军的覆没
（一）挺进直隶
张宗禹等原拟率军南出潼关，由河南转赴山东援救东捻军。
后来又决定进军河北，威胁京畿①，把清军吸引到自己周围，以达援救东捻军的目的。这个类似围魏救赵的计划，在当时来说，还是可取的。可惜东捻军很快失败了，结果西捻军非但未达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
1867年12月上旬，张宗禹率西捻军二万余人由绥德急速南下，于17日进到宜川境内的黄河西岸。当晚，张禹爵率五百人为先锋，张宗禹率大队随后，乘北风大作之际，在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抢渡黄河成功，乘胜占领了山西吉州（今吉县）、乡宁，接着南下河津，围攻稷山县城。
这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已渡河跟踪追击。为了迷惑和摆脱敌人，张宗禹等决定率捻军北上，佯作进攻太原之势，便于12月24日撤稷山之围，由绛州（今新绛）北进临汾、洪洞。当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亦跟踪北上时，西捻军突然转兵南下，途经曲沃、绛县，于1868年1月初越过中条山，进至河南济源城下。河南巡抚李鹤章急忙调兵驰援，并从山东迅速调回张曜、宋庆两部豫军。张宗禹立即率军经修武、新乡、汤陰、临漳，于1月27日渡过漳河，进入直隶境内。接着，经磁州（今磁县）、鸡泽、隆平（今隆尧）、新河北上，于2月1日在束鹿所属的周家庄渡过滹沱河，复经定州（今定县）、望都北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突然出现在直隶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脚，连下谕旨，调兵遣将，防卫京师，于是各地“勤王”之师接踵赶来。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进入直隶雄县一带，河南巡抚李鹤年率军抵磁州。已从陕西出潼关进入山西南部的左宗棠也率部于2月15日抵达直隶获鹿，接着，扎大营于定州。清廷仍任命他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因未能总揽攻捻大权，心怀不满，借口休整，行动稍缓，经清廷严诏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传、周盛波、善庆、郭松林、杨鼎勋等部先后进入直隶景州、安平。此外，安徽清军也进入直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队布防天津；直隶总督官文率部往援保定；连警卫圆明园的马队也调往涿州（今涿县）防剿。集结在直隶中部、南部的清军共约十余万人。为了弥合左宗棠与李鸿章间的矛盾，清廷于2月底命恭亲王奕?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各路统兵大臣及督抚等均归恭亲王节制，以一事权。
西捻军的行动确实调动了清军，但也使自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难局面。2月5日，西捻军于满城为道员余承恩部所败，东南走祁州（今安国）、饶陽。2月中下旬，西捻军在饶陽、献县一带活动时，即陷入了湘军刘松山、郭松林部，淮军杨鼎勋部，皖军郭宝昌、程文炳部，豫军张曜、宋庆等部的包围之中，3月16日，捻军因连日奔驰，疲惫不堪，疏于戒备，结果在饶陽东北一带遭清军袭击，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邱远才、张禹爵两员为敌人所害怕的战将同时牺牲，使士气大受影响。
（二）转战豫鲁
为了摆脱敌人重兵围困，张宗禹率军南走，于3月18日从晋州（今晋县）西南的桃园、相古村等处渡过滹沱河，后经宁晋、新河、巨鹿，于3月23日在成安渡过漳河，进入河南，然后经滑县、新乡、获嘉进至清化镇（今博爱）。在这里，捻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为骑兵，使部队行动更加迅速，同时，伐竹为矛补充军械物资。
这时，淮军已赶到豫北，李鸿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据黄河，实施其围困计划，幸好张宗禹等已经察觉到“怀、卫一带，阻山（太行山）面河（黄河），地势至狭，恐被围困”①，很快离开清化镇，东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与潘鼎新、杨鼎勋、郭松林等部战于滑县，杀淮军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之后，经浚县、内黄、直隶清丰、南乐之交进入山东莘县。活动于东昌府（治今聊城）一带的沧州下洼、高家口盐民起义军数千人，在其首领高岩率领下，参加了捻军，并充当向导，引导西捻军于4月17日从东昌府南李海务渡过运河。4月下旬，经德州、沧州，兵锋指向天津。
西捻军临近天津后，恭亲王奕?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队加强防卫，命绥远城将军定安、副都统富和、提督郑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今杨村）设防；并无耻地指使崇厚通知英国、法国炮船协同防守天津。
西捻军在独流镇、杨柳青等处用船搭桥抢渡运河，因遭洋槍队密集炮火封锁，无法前进，遂于4月末南下山东就食。
（三）最后覆没
西捻军进入山东海丰（今无棣）、陽信、武定（今惠民）地区后，虽然便于解决粮饷问题，但从地形上看，这一地区东濒大海，南有黄河，西有运河，易被敌人围困。当时张宗禹等早已得到东捻军失败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率部跳出清军重兵集结的直鲁边区，向敌人守备比较薄弱而又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区转移。张宗禹等之所以虑不及此，除了急于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外，主要是轻敌思想作怪。他们认为清军虽“千里连营”，但指挥不统一，等到“秋高马奖时，只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军的河防。①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早突围，脱离险境，结果造成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这时，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到达运河东部的直鲁地区。清廷命李鸿章为前线总指挥，调度各军。李鸿章按照其“设长围以困之”的“就地圈制”计划，作了如下部署：北面，将沧州以南的捷地坝挖开，引运河水入捷地减河，并沿河兴筑长墙，由崇厚洋槍队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捻军再次北上威胁津京；西面，于张秋一带引黄河水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河北、山东、安徽等省清军分段负责，附近州县的民团协防，又调总兵丁长春部水师炮船进驻德州，加强水面巡逻，严密防守；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将船只一律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官吏带队把守；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上西捻军渡海而走。同时，调战斗力较强的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
5月中旬，张宗禹由于不知沧州捷地坝已被挖开，且有重兵把守等情，仍然企图强渡捷地减河北上，结果受阻而返。下旬，张宗禹又率军抢渡临清、东昌等处运河，仍为驻防清军所败。为了摆脱追军和出敌不意，捻军东进海丰。5月29日，疾驰至直隶东光的下口镇再次抢渡运河，由于丁长春部水师及该处清军把守严密，仍然无隙可乘，不得已又南返山东。
西捻军被围困在方圆六七百里的地区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几次抢渡均遭失败。虽然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达的一个月内消灭捻军的任务而被“交部议处”，但整个形势对西捻军愈来愈不利。由于连续下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使以骑兵见长的捻军行动更加困难，而清军的炮船却更便于行驶，配合步队围攻捻军。同时，李鸿章又实行“缩地围扎”的方针，把捻军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狭长地带，并进一步施展“招抚”伎俩，加上当地地主豪绅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捻军的食宿发生困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捻军士气日益低落，以致接连发生投敌事件。
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今吴桥东）遭周盛波、周盛传部伏击，伤亡千余人。26日，与郭松林、潘鼎新部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镇，被杀被俘三四千人，张宗禹也中弹受伤。31日，在济陽玉林镇、鸿福寺与豫军张曜、宋庆部和淮军潘鼎新部发生激战，因地处黄河弯曲部，骑兵行动不便，结果又遭惨败，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损失马匹上万，辎重丢弃殆尽，张宗禹率余部突围。威震一时的西捻军，至此已成强弩之末。
8月4日，张宗禹率领余部在德州的桑园、二屯、老君堂等处抢渡运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东昌的李海务口再次抢渡，又被清军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8月16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与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袁保恒、张曜、宋庆等部遭遇。经过激战，张宗禹的爱子张葵儿、兄张宗道、弟张宗先等数千捻军将士全部英勇牺牲。太平天国灭亡后，领导捻军坚持抗清斗争达四年之久，被称为“沉静好谋”的新捻军重要首领张宗禹，率领十八骑突围而出，来到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①。
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没，标志着捻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