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开展的头一天里，全所只收上来十多份检举信。其中一份材料，揭发了办公室的一个姓陈的老办事员在早晨上班前“请示”的仪式中，两次拿倒了语录本--只有这份材料还有些文章可做。其余大多是鸡毛蒜皮。于是工作组下一道命令，自今日每人每天必须交一份以上的检举揭发信，否则下班不准走。
今天屋里显得松开一些。近代史组一个叫朱兰的女同志又被调到工作组去搞外调。秦泉不见了。据说所里成立一个监改组，已经把秦泉这样几个老牌的有问题的人收进去，做检查交待，晚上不准回家。秦泉那张叠成三折的《欢迎对我狠揭狠批》的大字报还在桌上，压着墨盒，好象遗物。
吴仲义坐在那里，仿佛在等候工作组派人来召唤他，告诉他那封信已被拾到的人送来。于是他就乖乖地全盘承认，挨一顿狠斗，被掀到监改组去和秦泉做伴。
他瞧着摆在面前的检举揭发信，不好不写，又没什么可写，真正体会到“如坐针毡”是什么滋味。尖尖的屁股坐累了，在椅面上挪来挪去。不单是他，别人也是这样。
时间，就这样从每个人身上匆匆又空空地艰难地虚度过去。
崔景春走进来。屋里的人都眼盯着自己手里的揭发信，装做思考的样子。这时张鼎臣站起来，手拿着两张纸凑上前，交给了崔景春。样子卑恭，并小声嗫嚅着说：
“这是我一份申请材料。要求领导每月在我的工资里扣去十块钱，补还我十年中所支取的定息。这是剥削的钱，不该拿，我主动交回……还有这份，揭发我叔叔。解放前我叔叔开米铺时，曾往米里边掺过不少白砂子，欺骗劳动人民。详细情况都写在这上边了。”
崔景春听了，脸上毫无表情。问道：
“你叔叔现在哪儿？”
“死了。五九年死的。”
“死了你也要揭发？”崔景春说着，严肃而平板板的脸上露出一点鄙夷的神气，随后拿着这两张纸走了。
张鼎臣回到座位上，两眼直怔怔，嚼味着崔景春这两句话的意思。
吴仲义想在自己手中的检举信上写点什么好交差，但他脑袋里依然没有一块可以用来回忆和思考的地方了。混混沌沌地盈满了有关那封丢失了的信的种种想法。 笔下无意识地在检举信上写了一个“信”字，跟着他心一惊，觉得这个不祥的字会泄露他全部秘密似的。他赶忙在“信”字上涂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黑疙瘩。这当儿，赵昌走进来。
他赶紧把这张检举信折起来，用一只手紧紧按着，好似按着一个活蚂蚱。赵昌一屁股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笑呵呵地问：
“写的什么，能给我看看吗？”
吴仲义连忙说没写什么，攥在手里，不肯给赵昌看。他神色有点紧张和慌乱，使处于戒备状态的赵昌误以为吴仲义所写的什么与自己有关，由于险些被自己闯见而发慌。但赵昌表面上装得很自然，拍了拍吴仲义的肩膀，脸上还带着笑说：“你可得实事求是，瞎写会给自己找麻烦。你写吧，我走了！”说完一抬屁股就走出去。
赵昌走出门，在走廊上站了一忽儿。掏一支烟点上，连吸了几口。嘴里吐出的烟团，如同他此时脑袋里旋转着的疑团，绕来绕去。他把刚刚吴仲义反常的神态猜了又猜，各种可能一个个排除，最后仍做不出确切的判断。他非常疑心吴仲义在打自己的算盘--多半就是自己所担心的，即揭发自己那次酒后之言，以此来把自己从“组长”的职位上推下去……想到这儿，他将一团烟留在走廊中间慢慢消散，急忙返回自己的房间去思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