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1130-1200），一个是王陽明（1470-1528），一个是戴东原（1724-1777）。
朱子的学说笼罩了这七百多年的学术界，中间只有王陽明与戴东原两个人可算是做了两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
朱子承二位程子的嫡传，他的学说有两个方面，就是程子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主敬的方面是沿袭着道家养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来的，是完全向内的工夫。致知的方面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用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这是科学家穷理的精神，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别贡献。
朱学盛行之后，大家崇拜朱子，却不了解朱子的真精神在于提倡致知穷理；明儒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这种奴隶性质的迷信养成以后，谈致知的只死守朱子的专注，谈主敬的多成了迂腐的道学先生。
所以王陽明起来，索性把格物致知的一条路子封闭了，索性专做向内的工夫。朱子说的致知是要“即物而穷其理”；王陽明说的致知是“致良知”，是致那不学而能的良知，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不会错的。
王学盛行之后，什么人都可以高谈心性，什么格物穷理的话都成了陈腐之谈了。王学之中，确然也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但王学实在太容易了，弄得一班士大夫空疏不做学问。
戴东原生于朱子的本乡，跟着朱学大儒江永（1681-1762）做过很深的朱学研究，他的学说最反对王学，而又不是朱学复辟；颇近于朱子格物穷理的精神，而又有根本的和朱子大不同的地方。
戴东原是一个实行“致知穷理”的学者，他说人类分于天然以成性，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必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以渐渐扩充人的智慧。这本是很平常的道理。无奈程朱一派受了道家佛家的影响，把人性看做“天与我完全自足”的东西，不幸受了形气的污坏，所以要无欲，要主敬，以恢复那原来的完全自足。这种“明善以复其初”的学说，无论是程朱的主敬，王学的致良知，都只是躲懒的捷径，不是正路。
程朱的大错有两点：一是把“性”分成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两部分，一是把“理”看作“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
从第一个错误上生出的恶果是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戴东原大胆地说：“理者，存乎于欲者也。”他又说，“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他有一段名言：
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于所行即为懿德耳。
他主张血气心知即是性；而心知辅助情欲，使能“不惑于所行”，即是善，即是懿德。
从第二个错误上生出恶结果是容易把主观偏执的“意见”认作“理”，认作“天理”。戴东原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他痛论人意见为理的大害道：
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礼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这种眼光直是前无古人。戴东原指斥程朱王的学说，只因为他们不排斥情欲，不近人情。他自己的政治哲学只是“遂民之欲，达民之欲”八个字。他说：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
戴东原既反对那种“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他自己对于“理”的见解是：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理即是事物的条理。他说：“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他主张要在“举凡天地人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可易”，——这正是科学家求知的目的。
宋儒也曾说“即物而穷其理”，但他们把理看作无所不在的浑沦的天理，所以后来终于回到冥心求理的内功路上去。戴东原便不然，他说：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后而理得。
“剖析至微”便是戴学的治学方法。王陽明对着竹子呆坐，如何能格物？戴氏做学问的方法所以能有大成绩，正靠他凡事“必就事物剖析至微。”他曾对姚姬传说：
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
他要人把那从剖析推求得来的见解，再用演绎的法子应用到古今的事实上去（他所谓“道”只是日用事为），若能条理贯通，不留余议，方才是证实的真理，方才是十分之见。这真是科学家的态度与精神。
以上所论，可见戴东原在破坏方面是攻击宋明儒者的理欲二元论和主观的天理论；在建议方面是提出理欲一元论，点出理义有客观的存在并且必须是客观的证实。他批评程朱的学派虽然同时并列致知与主敬两方面，实际上却是“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他自己的哲学便是老实地倾向致知的方面，敬只成了求知的一个附属条件。他说：
必敬必正，而意见或偏，犹未能语于得理。虽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则多疏失，不正则尽虚伪。
他很明白地宣言，只有智慧的扩充可以解决一切情欲问题和道德问题。我们引他一段话来做他的哲学的结论：
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至，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至；然后遂已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已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
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的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在经学考据的方面，虽有开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的成绩早已超过他了。他在哲学方面，二百年来，只有一个焦循了解得一部分；但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