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翻了一个身，他又仔细思索了一会，觉得不行，不怎样妥当，一看就会看出来，这是我瞎说。上海还并未开火，我可怎么去投的军？往哪里投，去投谁，这简直是笑话，说给小孩子，小孩子也不会信，何况太太都让我骗怕了。她一看，她就知道又是我想法要她的钱。他又想了第二个方法：
“这回说，我要去当共产党，父亲最怕这一手，太太也怕得不得了。他们都相信共产党是专门回家分他父母妻子的财产的。他们一听，就是太太未必来，也必寄钱给我的，一定寄钱给我的，给我钱让我买船票赶快回家。”
马伯乐虽然又想好了一条计策，但还不妙，太太不来终究不算妙计，父亲给那一点点钱，一花就完，完了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太太跟在旁边是最好，最把握，最稳当。
“那么以上两个计划都不用。用第三个，第三个是太太怀疑我……我若一说，在上海有了女朋友，看她着急不着急，她一定一夜气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买船票就来的。我不要说得太硬，说得太硬，她会恼羞成怒，一气便真的不来了。这就吞吞吐吐地一说，似有似无，使她不见着人面不能真信其有，不见人面又不能真信其无，惟有这样她才来得快，何况那年我不是在上海真有过一个女朋友吗？”
就这么办，马伯乐想定了计划，天也就快亮了。
他差不多一夜也没有睡。第二天起来是昏头昏脑的，好像太标记陽也大了，地球也有些旋转。有些脚轻头重，心里不耐烦。
从这一夜起，马伯乐又陰郁下来，觉得很没有意思，很空虚，-直到虹口开了大炮，他也没再兴奋起来。
北四川路开始搬家的第三天，“今晚定要开火”的传闻，全上海的人都相信了。
那夜北四川路搬家的最末的一班车子，是由英国巡捕押着逃出来的，那辆大卡车在夜里边是凄怆的很。什么车子也没有，只有它这一辆车子突突地跑了一条很长的空洞洞的大街，这是国际的逃难的车子，上边坐着白俄人，英国人，犹大人，也有一两个日本人。本来是英国捕房派的专车接他们的侨民的，别的国人也能坐到那车子上面，那是他们哀求的结果。
大炮就要响了，北四川路静得鸦雀无声，所有的房子都空了，街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平常时满街的车子都没有了。一切在等待着战争。一切都等候得很久了。街上因为搬家，满街飞着乱纸。假如市街空旷起来，比旷野更要空旷得多。旷野是无边的，敞亮的，什么障碍也没有：而市街则是黑漆漆的，鬼鬼祟祟的，房屋好像什么怪物似的，空旷得比旷野更加可怕。
所有的住在北四川路的日本人，当夜都跑到附近的日本小学堂里去了。也可以说所有住在上海的日本人都集中在日本小学堂。一方面他怕和中国冲突起来损害着他们的侨民，另一方面他们怕全心全意的侨民反对这个战争，也许要跑到中国方面来。所以预先加以统制，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日本人，就都得听命集中在一起，开起仗来好把他们一齐派兵押着用军舰运回日本去。
所以北四川路没有入在呼吸了。偶尔有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警察，和几批主人逃走了，被主人抛下来的狗在街上走过。
北四川路完全准备好了，完全在等待着战争。英租界、法租界却热闹极了，家家户户都堆满了箱笼包裹，到处是街谈巷议。新搬来的避难的房客对于这新环境，一时不能够适应下来，所以吵吵闹闹的，闹得大家不得安定，而况夜又热，谣言又多，所以一直闹到天明。
天亮了，炮声人们还没有听到。
也许是第二天夜晚才发炮呢！人们都如此以为着。
于是照常地吃饭，洗衣裳，买米买柴。虽然是人们都带着未知的惊慌之色，但是在马伯乐看来，那真是平凡得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人们仍是照旧生活的样子。
“这算得了什么呢，这是什么也算不了的。”
马伯乐对于真正战争的开始，他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他看得再没有那么平凡的了。他不愿意看了，他不愿意听了，他也不再出去巡查去了。在他一切似乎都完了，都已经过去。
日本人打中国那好比是几年前的事情。中国人逃难也陈旧得像是几年前的事情。虽然天天在他心目中的日本大炮一直到今天尚未发响，可是在他感情上就像已经开始打了好几天或好几个月那般陈旧了。
所以马伯乐再要听到谣传，说是日本人今天晚上定要开火之类，他一听就要睡着的样子。他表示了毫不关心的态度，他的眉头皱着，他的两个本来就很悲哀的眼睛，到这时候更显得悲哀了。
他的心上反复地想着的，不是前些日子他所尽力宣传的日本人就要打来，而是日本人打来了应该逃到哪里去。“万事必要做退一步想。”
他之所谓退一步想，就是应该往什么地方逃。
“小日本打来必要有个准备。”
他之所谓准备，就是逃的意思。绝不是日本人打来的时要大家一齐拼上了去。那为什么他不说“逃”而说“准备”，因为“准备”这个字比“逃”这字说起来似乎顺耳一些。
马伯乐到现在连“准备”这个字也不说了。而只说：
“万事要做退一步想。”
他觉得准备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了。不然，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到人人都逃的时候可怎么办？车船将都要不够用了。一开起战来，交通将不够用的，运兵的运兵，载粮的载粮，还有工夫来运难民吗？逃难不早逃，逃晚了还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