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冬天的上午，呼呼北风从教室破碎的窗玻璃上吹进来，老师双手插在袖管里，在寒冷中讲叙着英雄欧陽海的故事。而我则捧着一个冰冷的雪球站在门边，我的手因为寒冷出现了奇特的灼烫，这种灼烫的感觉使我的手如同在被锯断一样疼痛。可我还必须时刻小心，不让雪球脱手而落。
这时老师走到了我的身旁，他体贴地对我说：
“你捏紧一点，这样就会融化得快一点。”
一直到下课，雪球都没怎么融化。老师夹着讲义从我身旁走出去后，同学们全围了上来。他们的询问和雪球何时才能融化的议论，无疑加重了我的悲哀，委屈得差点要让我哭了。国庆和刘小青气势汹汹地走到那个女同学课桌前，大骂她是叛徒、是走狗。那可怜的女孩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她整理了书包皮后站起来就往外走，说是要去告诉老师。国庆和刘小青没想到她又用上这一招，赶紧拉住她拚命求饶认罪。这时我的手完全麻木了，就如两根冰棍一样，雪球毫无知觉地掉落在地，开放出了满地的雪花。雪球的破碎让我极其害怕，我就和满地的雪花那样哇哇哭了起来，同时恳求身旁的同学能够证明我：
“我不是有意的，你们都看到的，我不是有意的。”
我们老师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准确的判断上，而是紧随其后的那种严厉的独特的惩罚。他判断是非简直太随心所欲了，正因为这样，他的处罚总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到，并且变幻莫测。他从没有重复过自己的处罚，我在孙荡小学的四年生活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这方面表达了卓越的才华，和出众的想象力。这就是我们一见到他就胆战心惊的全部缘故。
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同学在操场上扔皮球，不小心打碎了教室的窗玻璃。那一次老师对我们的处罚是最轻的，由于我事先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也会接受处罚，我就进行了一次软弱无力的反抗。
我依然记得当时打破玻璃那个同学的可怜神态，老师还没有跨进教室，他就呜呜地乱哭了，他已从想象中看到自己受罚时的可怕情景。后来老师进来了，他笑眯眯地站在讲台上，我怀疑他一旦得到处罚学生的机会就会深感愉快。和以前一样，他总是做出出乎我们意料的决定，他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直接去处罚那个同学，而是让所有参加扔皮球的同学举起手来，我们举起了手。他就说：
“你们每人写一份检查。”
当时我真是万分吃惊，其实这是老师的一贯作风。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为什么也让我写检查？我的心里出现了反抗的声音棗我不写，这是我第一次反抗成年人，而且是反抗这个让所有学生不寒而栗的老师。
我努力使自己勇敢，心里还是一阵阵发虚。下课后我极力鼓动受罚的同学和我一样反抗老师。他们在表达自己不满时和我一样激动，可一旦说到拒绝写检查，他们全部吞吞吐吐了。到头来国庆还装得满不在乎地对我说：
“现在写检查没关系，现在我们还没有档案，以后工作了就不能写，检查要进档案的。”
于是孤立的我，经历了也许是我一生中勇敢的时刻，我大声告诉他们：无论怎样我都不写。我站在教室的角落里，看到众多的同学都吃惊地望着自己。我虚荣的激动使我声音颤抖，极不牢靠的兴奋，让我感到自己，一个十岁的孩子拥有了真理。是的，我是对的。老师自己也说过，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
“老师也会有错的时候。”
我这样告诉大家。
整整一天我都陶醉在对自己的欣赏之中，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我已经能够看到成年人的缺点了。我的想象开始展翅飞翔，我布置了这样的场景，老师和我在课堂上进行了争论，我那时滔滔不绝妙语连串，因为我有真理的支持。老师尽管也能言善辩，可他没有真理的支持，最后当然是他输了。他令人激动地承认了这一点，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所有的女同学都崇敬地望着我，当然也包皮括所有的男同学，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那时我已经能够感受被女孩子喜爱时的那种幸福了。这种时候我的想象必须终止了，我已经热泪盈眶。我要让想象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从而让自己一遍遍周而复始地品尝这激动无比的幸福。
在我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显得十分冷静，他对我不闻不问。我逐渐变得忐忑不安，禁不住吓唬自己，会不会是老师正确呢？毕竟那时候我也在扔皮球，如果不是我扔给刘小青，刘小青再扔给了他，他又怎么会扔出去打碎了玻璃？我的思维开始了可怕的延伸，到头来我整日忧心忡忡，哪还敢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
自信的恢复是来自于李秀英的帮助，有一次我在擦玻璃时，终于忍不住去问李秀英，我是不是可以在操场上玩扔皮球。李秀英说当然可以。接着我继续问，如果我们中间有个同学打碎了玻璃，我有没有错。她这次的回答更为干脆：
“别人打碎的，管你什么事。”
真理终于又回来了，我不再疑神疑鬼。谁也无法来改变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然而老师对我长时间的冷落，使我的激动慢慢消亡，开始被越来越明显的沮丧所代替。最初的时候，我曾经激动地期待着在课堂上和老师展开争论。夜晚的时刻我准备了那么多的语言，清晨来到后又不断地鼓励自己。一听到上课铃响，我的心就狂跳不已。我最担忧的是自己会临阵怯场，到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由于老师的冷落，使这样的担忧越来越突出。我的沮丧和胆怯与日俱增，而自信则开始不知去向。慢慢地我就恢复了事前的平静，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我开始忘记这些。也许老师也早已忘记了这事，皇军又来了，他晚上又要笑嘻嘻了。
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我在内心的自我争吵，我同时扮演了老师和我，终于我精疲力竭地放弃了这种游戏。我重新投入到喧闹的操场上去，恢复了童年时真正的我，无忧无虑地奔跑和喊叫。可是这时候国庆走过来了，告诉我，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
我一下子又紧张了，我在那个陽光明媚的下午向老师走去时一抖一抖的。国庆他们轻松自在的喊叫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自己曾经热切期待而后来又极其害怕的时候来到了。我努力搜寻那些准备已久的雄辩词语，可我一句也找不着啦。那时候我感到嘴唇发抖马上就要放声大哭了，我鼓励自己不要哭，要勇敢。我知道老师会极其严厉地训斥我，说不定他又会想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办法来处罚我，但我一定不能哭，因为我没有错。是的，我没有错，错的是老师。我应该这样去告诉他。我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不要被他突然而起的喊叫所吓倒，也不要怕他的笑眯眯。就这样，我走入了老师的办公室，我欣慰地感到自己又有勇气了。
教师向我友善地点点头，他正微笑着和另一位老师说话。
我站在他身旁，看他手里翻弄着一叠纸，第一张就是刘小青的检查。他和别的老师说着话，缓慢地将一张一张检查翻过去，让我看得十分清楚。最后我看到了国庆的检查，字写得特别大。老师这才向我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问：
“你的检查呢？”
这时候我完全崩溃了。所有同学的检查经历了一次展览后，我立刻丧失了全部的勇气，我结结巴巴地说：
“还没有写完。”
“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询问的声音极其温 和。
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马上就写完。”
我在孙荡的最后一年，升入小学四年级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楼下燃煤球炉。国庆和刘小青跑来告诉我一个吃惊的消息，在我们教室的墙上出现一条用粉笔写成的标语，意思是打倒张青海，即我们的老师。
当时他们显得异常兴奋，他们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恭维我，说我真是有胆量。该死的张青海早该打倒了，我们都接受过他方式奇特却极其要命的处罚。他们的兴奋感染了我，他们以为是我写的而对我的崇拜，使我在那一刻真想成为那个写标语的人。可我只能诚实，我几乎是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
“不是我。”
国庆和刘小青当初显示出来的失望，让我深感不安。我以为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勇敢的人，就像刘小青说：
“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胆量呵。”
我心里觉得国庆比我更有胆量，我这样说了，丝毫不是为了谦虚。国庆显然接受了我的称赞，他点点头说：
“要是我，我也会写的。”
刘小青紧接上去的附和，促使我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们失望了。
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圈套，我根本就想不到国庆和刘小青是肩负着老师的旨意，来试探我。星期一来到后，我向学校走去时还傻乎乎地兴高采烈，紧接着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小房间，张青海和另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开始了对我的审问。
先是林老师问我是否知道那条标语的事。在那么一个小房间里，门被紧紧关上，两个成年人咄咄逼人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说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