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冬，我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微带酥油气味的信。这个气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经断了十二年。信封上的字体她是熟识的，似乎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狂狷，圆滑了一些。信是七拐八弯才转到她现在的新家地址的。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来的。在此之前，上级把丹珏从“五七”干校招回，要她挂帅完成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项目完成后，冯丹珏就成了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员，也就是1990年后人们称呼的“大腕”。大学照顾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单元房。她在学校和报上登广告，用了半年时间，把她那一小套和母亲的一小套换到了一起。老小姐总是和姆妈生活在一起的。现在的两间房的老式公寓，就将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里弄里开始的新生活，简直是一次新生。没有人再拿眼角扫她，也没有居委会的传唤。相反，她搬过来的第二个星期，里弄居委会就到家里来探访，送了她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告诉她居委会每星期学习 两次，读读报纸、文件，学学“毛选”，欢迎婉喻去参加。婉喻参加后就发现这里就是老年女人的俱乐部，除了读报和读“毛选”，大家还讲讲儿媳妇的坏话，又给某个被儿媳妇斗败的老太太出出气，或出出主意。里弄里也有党 支部，支部书记是个退休的老女工，旧社会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时，婉喻觉得那是一双男人的手，又大又热乎，手掌粗拉拉的。别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带着所有老太太们挨户宣传，让赖在家里不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出不了门；一出门就围攻他（她），告诉他们上海人民不欢迎寄生虫。老太太们的活动很多，每天从早饭后安排到晚饭前：监视某家窗口，观察那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是否又在家里给人看病开方子；不定点地站暗哨，因为弄堂里总有不学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里做丑事。这些青春男女有时会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对过往的人评头论足，或者乱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妈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吗？”或者：“阿哥，不认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错愕，他们就一哄而笑。老太太们戴上红袖标，不时到弄堂口把他们轰开，并且威胁他们：“我认识你爸爸姆妈的；要我去告诉他们吗？”或者：“我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叫他们来捉小流氓 ！”
警察们对这些老太太确实买账，好比当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胜仗。警察们还真被老太太们调来过几次，有一次捉了个翻窗偷盗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帮打算偷汽车的“病退”知青。到了工农兵大学生开始进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被“解放”，老太太还负责提供预习 功课的服务，把公社推荐回来的好知识青年介绍给前“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仅次于扫盲的补课。
婉喻渐渐觉得生活充实起来。对焉识的惦记、内疚和思念都被转移了。她毕竟做了多年的中学老师，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居委会老太太，气质风度不同，所以当她上门劝说那些不肯下乡的毕业生时，就没有挨臭骂或吃闭门羹。到了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到里弄里的知青有十来个了，婉喻就拿他们做例子，说服赖在上海的毕业生们：“你们看看，到农村好好种两年田，回来就是大学生；过去考大学哪里有这么便当！”
婉喻自己也要帮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补课。他们几乎都是文盲，许多课程婉喻要从最基本的讲起。好在考试只是走过场，所以一个两个礼拜的补习 就足够。婉喻成了几条弄堂里最受欢迎的居委会阿婆，走到哪里都听到：“冯家姆妈侬好！”
1974年春节，居委会给几个军属家庭送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镜框之后，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阿敏问婉喻有没有想到过申请入党 。婉喻羞怯地一笑。她不想告诉任何人她的入党 申请书怎样被烧成灰，作为断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几个支部委员讨论过，觉得你条件蛮好的，要不要写一份申请试试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显出奇怪地细气。
婉喻递交 入党 申请是出于对阿敏的报答。自从1954年焉识被投进监狱，谁对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她的入党 申请居然被认真讨论了，婉喻被认定为最有希望的培养对象。当她收到焉识那封带酥油气味的青海来信时，七十一岁的婉喻已经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进了党 内。
婉喻在居委会身兼数职：财会、安全员、孩子们的辅导员。谁家来了客人，婉喻都有责任尽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况，看看是不是被各种运动扫荡到这里来的不良 分子，拿这几条弄堂做避风港。
丹珏很晚回家，有时她回到家晚饭都没有做。有一天她嗔怪地跟母亲说：“侬忙来，姆妈！比我还要忙；我这样忙，还有加班加点的工资好拿！”
婉喻只是安静地笑笑。她的这种安静是真正的安静。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像我祖母这样安静。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这份安静让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动。并且你也不会相信她已经七十岁出头，她的驻颜术就是安静。丹珏比以前话多了，抱怨啊，牢騷啊，一顿饭可以说个不停。在“五七”干校丹珏就把烟抽上了瘾，尽管抽起来还是女人气十足的，可以说是带点妖娆的，但她曾经那种素净的雅致和美丽不见了。现在的丹珏有一张那样中年女人的面孔：偶尔会出现极难看的瞬间，不时也会亮出绝美的刹那。再有人讲到对象和婚姻，她就会扬起脸大笑，笑出一大口烟。有时候她脸仰得过于痛快，嘴张得太奔放，你会看见她整齐的牙齿内侧都是暗色的，被烟熏暗了。
丹珏的重要职务给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福利，电话就是其中一样。经常打电话来的是居委会的人和她哥哥冯子烨。冯子烨几乎每天打个电话来，问问姆妈饭吃过吗，吃的什么，胃口怎样。最近的一天夜里，来了个长途电话。长途话台告诉婉喻，来电是从东德打来。婉喻抱着电话，听着“嘶嘶”声从听筒深处游来，那是声音在进行长途旅行的声响。突然地，婉喻听到一声“姆妈”！中断联络多年的大女儿丹琼在电话上和母亲重逢了。丹琼没说两句话就哇哇大哭起来，说可找到姆妈了，找了数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国，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会打许多电话到上海，想方设法地找姆妈。大女儿像个逛城隍庙逛丢了的孩子，委屈而愤怒。当问到父亲时，婉喻说他出差在外地，短时间回不来。大女儿似乎比小女儿要小多了，哭诉着她没有母亲的这么多年，如何从欧洲嫁到美国，如何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丹琼哭得婉喻熬不住了，跟着流泪。丹珏被姆妈哭醒了，跑到客厅。她和姐姐说话的姿态和语气都很僵硬。对于姐姐丹琼来说，世上还有值得她如此狂哭狂喜的悲欢离合，丹珏感到有点难为情。丹珏敷衍几句，把发出哭啼的话筒迅速还给母亲；她拿不住这样一个感情的烫山芋。
收到焉识从青海寄来的信，当晚婉喻做好雪菜肉丝面等着丹珏下班回家。等到丹珏上了饭桌，开着玩笑发牢騷，说“四人帮”里有两个半上海人，所以外地不供应上海人肉吃，幸亏姆妈切肉丝的手艺高强。现在大家都想到动物园被关在笼子里，因为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吃肉不限量。
“小囡囡，侬爸爸来信了。”婉喻突然说。
丹珏吸面条的嘴停止得颇古怪。她看着母亲，断了的面条又缩回碗里。母亲不做评说地把信放在桌子上。信是被拆开来读过的。丹珏又继续吃，故作平淡地问：“讲了什么？”
“他放出来了。人民政府特赦的。”
“真的？”
丹珏的怀疑让婉喻心里一痛。退休后她似乎生活在孩子的庇荫下，享受的是孩子们给她的福利，她觉得自己该拿出什么来换这份庇荫和福利。
电话铃响了。丹珏接起来，立刻说：“唉，告诉侬噢，老头子放出来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珏在跟她哥哥说话。“老头子放出来”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个喜讯。冯子烨在三十分钟之后到达，摘下口罩，露出一张严阵以待的脸。进门就问丹珏：“放出来的还是跑出来的？”
“信上讲放出来的。”
子烨把信拿过去，站在八仙桌旁边阅读。读完了，想一想，又转回去，再锁紧眉头读信中某几个段落。“文革”之后，人人都会读被藏在字下的内容，个个都是侦查员、分析家。
“难讲。上次他跑出来，要是给我们也写这么一封信，谁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子烨说。
三个人面对面坐下，婉喻起身，给丹珏拿来一个洗过的烟灰缸，不然她会把烟灰弹在空饭碗里，这让婉喻觉得不清爽。等她回到八仙桌边，丹珏说这次外面没有贴通缉令，应该是真的吧。子烨认为，说不定公安局存心不贴通缉令呢，追捕逃犯的战术各种各样。婉喻坐下来，像被讨论的是她自己似的浑身不自在。她准备明天给信封上的地址发一个电报，告诉焉识，请他报告火车班次，这边好接站。子烨却决定先不回信，等一等看，假如是逃跑出来的，他找不到他们也会自我暴露，被警察再捉进去，跟他们也没有关系。
婉喻静静地说：“他到底是你们的爸爸。”
“姆妈，侬勿要糊涂噢！伊上趟回来惹出多少事体？！”子烨光火地说。
婉喻不做声了。六四 年初焉识确实没少给孩子们惹麻烦。本来人们已经淡漠了子烨有个险些被毙的反革命父亲，那次陆焉识的逃亡又把人们的记忆激活了。子烨任教的大学里处处都是学生们冷冷的侦查目光：安分的冯讲师居然有个亡命天涯的逃犯父亲！后来学校到浙江 乡下筹办分校，子烨赶紧要求去分校教学。他知道自己不要求学校也会派他去，与其被发配不如主动当先驱。文化大革命里，已经在乡下的子烨交代了又交代，陆焉识早就变成了母亲的前夫，也就是他的前父亲，早在1964年夏天就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消息，但人民群众还是麻烦他，一直麻烦到1976年10月。
“再说伊放出来还是跑出来，跟侬还有啥关系？你们老早就离婚了！”
婉喻现在是个听话的母亲，依顺孩子们的做法：等确定了陆焉识现在的身份再给他回信，他的身份无非有两个，一是逃犯，一是劳改释放犯。每天夜里，等丹珏睡下后，婉喻就拿出焉识这么多年写的信。一小箱子。她把信放在鼻子下闻着，那股酥油气味已经遥远了，但还一息尚存。刚来的这封信像活着的身体，散发出浓郁的体嗅，把婉喻过去盼信的感觉都唤醒了。
婉喻每天又开始盼信了。从年初盼到春天，那种微微带酥油气味的信没有再来。她很清楚焉识同时也会盼望她的回信。收不到她的回信他不能名正言顺地回到她身边来。
1977年春天4月间，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来自××信箱的信。她急忙拆开，看到一封公函。公函上的领导把她作为家属接受这份通知：陆焉识先生已于去年十月获特赦而被正式释放，请家属方面配合政府工作给予接收。陆焉识先生自从获释以来，一直居住在农场招待所，但招待所房间有限，不久新的一批特赦人员就要居住进来，所以请家属抓紧时间安排陆先生的居住。特赦人员中少数无法回原籍的，已经由农场接收为就业人员，但鉴于陆焉识先生的情况，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即便留在农场，场方也无法安排他的晚年生活。
婉喻放下这封公函，一直坐在八仙桌旁边。屋里的光线慢慢褪去，夜色渐渐进来，她都毫无感觉。
她站起身，却不知道为什么站起身。不久，她已经下了楼，顺着弄堂往街上走。她也不知道到街上去干什么。当她抬起头时，发现身边是一家酱菜店，她走进去。一个缸里放着紫檀色的块垒，她盯着它们看着。一个营业员上来问她：“阿婆要买玫瑰大头菜？今早刚来的。”
营业员挑了两块玫瑰大头菜，问她：“够吗？”
婉喻点点头。玫瑰大头菜被装在一个报纸糊成的口袋里。婉喻从身上掏出一张钞票。这张十块钱她总是放在贴身口袋里，万一贼骨头偷走了她的钱包皮，也算是有备无患。
她走出店门之后，向街道的一头走了一截，发现不对，又转过头，向另一头走，不大确定这个方向是她来的方向。再说她从哪里来？是从学校里下了班来的吗？还是从居委会学习 会场上来的？她脑子里只存着几秒钟之前的记忆：路面不平，走路差点绊倒……树叶开始落了，要把厚衣服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人现在怎么走路都横着走？尤其这种叫做“病退”知青的人……
她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过头，看见手搁在她肩上的人很面熟，非常面熟，她想，记不得人家名字不好，还是应该笑一笑。
“姆妈！你跑到哪里去了？！急死人了！”
她对着一笑的人原来是女儿。还好女儿没看出自己的尴尬，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可是不能开口叫她女儿啊，总得叫她名字啊，叫不出她名字，她就该不高兴姆妈了，天下姆妈哪里有叫不出女儿名字的？
“我看你不在家，粥倒是还煨在锅里――都煨糊了！我想你总不会走远的吧，就下楼来找你。眼看着你从弄堂口走过去，往那边走，我奇怪死了！姆妈怎么屋里也不认识了！”
可是女儿叫什么名字？一定要想出来，不然人家要笑死了。
女儿问她：“姆妈，你买什么了？”
“没买啥。”她笑笑，为自己想不起女儿的名字而心虚地笑笑。
女儿从她手里夺了一样东西去。原来她是买了东西的。她和正在打开纸包皮的女儿一样好奇，往纸包皮里探头探脑，一股好闻的好熟悉的气味让她想到了很多，但一个想法都抓不住。
“哦，你去买玫瑰大头菜了呀！家里酱菜多的是！我这个礼拜天买了那么多！”
“哦，玫瑰大头菜。”她新学了个名字，来称呼这样从童年就开始吃的东西。
“姆妈，你没带皮包皮怎么就出去买东西了呢？……用的是急救的那十块钱？……找回来的零钱呢？”
婉喻一下子站住了。女儿把她搀到楼上，自己又急急忙忙下楼去了。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婉喻站起身，理了理头发。她听见一个男人轻声说：“小妹，这是姆妈第几趟丢钞票？”
回答是嘻嘻哈哈的：“第三趟了！老了，糊里糊涂的！走过自己家弄堂都不认得了！”
婉喻听见两个人进来了，赶紧往里面房间走。她害怕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们。还有就是，她想多听听他们讲话。她发现他们在她面前讲话和背着她讲话不大一样。这时候她抬头看见书架上一本书，上面写着：冯丹珏著。
对了，女儿不叫“小妹”，人家是有个大号的，叫冯丹珏。和冯丹珏讲话的那个男人叫冯子烨。
“上一趟是因为老头子来信，姆妈就神志乌之了！”冯子烨说。
婉喻走到客厅里，说：“我没有神志乌之。”
子烨一惊，似乎看着一个突然学会回嘴的孩子。但只是一刹那，他就陪起了笑脸。
丹珏把手里一把钞票放到桌上说：“喏，姆妈，你买大头菜的找头。九块六角一。营业员说你跑得太快，刚刚拿着找零转过身，已经没你影子了！”
子烨笑着说：“讲讲而已，其实就是拖着不找钱。看见姆妈这样的老太太，他们心里已经算好要沓便宜了。”
我父亲冯子烨对于人的评价一向不怎么样。他活了好几十岁，碰到别人对他坏，他觉得爽气，大家过招就是；偶然碰到对他好的人，他觉得很烦，首先弄不清对方这份“好”到底有什么图头，要花许多精神去猜度分析，再说，对方对你好，你还得以好还好，一来一去，二来二去……多么麻烦！
丹珏的嘴角沾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指着那封公函说：“老头子要回来了，姆妈？”
婉喻说：“他是你爸爸。”她的表情很中性，不怒不喜。
丹珏呵呵地笑起来。她说：“叫惯了！”
子烨说：“他回来住在哪里？你们这里是两个女人，不方便的。总不见得这么大岁数再去结婚。”
婉喻不说话。她的意思可以被看作：结婚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
子烨看懂了母亲心里在顶撞他，因为他接下去说：“老也老了，还结什么婚？难为情吗？”他并不讲清楚是谁难为情，一对老男女呢，还是他们这一对中年儿女。
丹珏看看母亲，调侃说：“姆妈一点都不老，人家都以为她是我大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以调笑逗母亲开心。而母亲今天很不给他们面子，一直是那张宁静得空白的脸，低垂的薄薄的眼皮下，你看不出她的眼珠子有一丝活动。
“总归不能再结婚。不难为情也不行。”子烨说。“政治运动靠得住过两年要来一次，放出来再捉进去的人多的是，中央领导就多的是！过两年又要捉老头子进去，再离一次婚？滑稽死了！”
楼下有人叫喊：“冯家姆妈，有人找！”
那是一楼邻居家的保姆的嗓音。婉喻的眼皮抬起来，她心里一大堆混乱而大胆的盼望就在她眼皮的动作上。很快楼梯上便响起脚步声。这幢老楼的楼梯又深又陡，像个音箱，可以把各家来人、走人的消息通过脚步声传递给邻居们。
进来的是中年女人，热络得要命，一手拿着一把伞，一手端着一碗青豌豆炒虾仁。丹珏认识那把伞是母亲的，但婉喻似乎是第一次见到中年女人，脸上堆起她见陌生人特有的客套微笑。中年女人自顾自坐在了八仙桌边，两句话谈下来，丹珏和子烨弄清了客人姓何，是某知青的母亲，住在两条弄堂后面的楼上。多亏了冯家姆妈的补习 ，她的知青女儿考上了大学，这次从淮北农村席卷一切地搬回了上海，带了一点当地土产，青豌豆是其中之一。从何姓女人的话里听起来，她跟婉喻是熟识之极的，好多次婉喻上她家补习 ，都是丢三落四的，这把伞就是两个多月之前丢在她家的。
丹珏看看母亲，对何姓女人抱歉地笑道：“阿拉姆妈越老越小了！”
等到女客人热热闹闹地告别之后，子烨问母亲，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以后她再热情登门，大家总要叫个名堂出来。
“我不认识她呀。”婉喻说。她眼睛睁大了，一脸孩子的诚实。还有一点委屈：明明她没有做过的事，硬要赖到她头上――好事坏事不去管它，代人受禄也不好，不是冯婉喻的品性。
丹珏拿起那把伞：“这是我们家里的伞，姆妈。”
“是……吗？”婉喻问道。
丹珏看着哥哥，要他评理似的：“我们家一共三把伞，我还记不得？”她又是那样笑笑，搂住母亲的肩膀，表情和姿态是纵容的，像是说：你看看，姆妈老了，就成了她晚辈们的孩子了。
婉喻到了厨房，看见锅里果真是煨干了的粥。因为炉子上的火开得很小，所以粥并没有焦糊，只是接近锅底的部位沉积得非常厚，如同湖底淤泥，需要挖泥船才能挖得动。粥还是可以吃的。婉喻用铁勺子奋力挖粥，听见子烨说：“这个老头子，就是彗星！顶好还是要他不回来！你看，姆妈脑筋已经受刺激了！”
婉喻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可怕。她想，子烨说的也许是对的：她脑筋受了刺激。也许焉识不该回来。他回来或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在她心里，他没有走开过。假如她跟子烨、丹珏说：我爱你们的父亲爱得太深，他在不在我身边都没关系，不妨碍我爱他，并且你们的父亲也同样爱我，我在不在他身边，对他也一样――假如她跟他们这样说，一定徒劳，比徒劳还糟，他们在背地里会笑死。很早的时候，丹珏的牙还没有被烟瘾弄黑的时候，她问过婉喻：“姆妈，你欢喜爸爸吗？”婉喻说那当然。当时暗地担心自己要做老小姐的丹珏那样看着婉喻；她原来以为自己样样都优越于母亲的，现在发现在一桩最重要的事情上，母亲竟然比她优越。“那么爸爸对你呢？他也欢喜你吗？”丹珏想了一会又问。“那自然喽。”
丹珏从那以后再也不问这个问题。天下母女都是在无意识中做对手，她们不想竞赛都不行，因为她们之间最有可比性，所以她们事事都会下意识地相互攀比：相貌，才华，丈夫，命运。也是无意当中，丹珏给婉喻击败了。
1989年，当我帮祖父把他所有盲写的书稿誊抄到纸张上，我才知道，就他们之间的爱情来说，我祖父和我祖母是有差异的。陆焉识做囚犯的二十多年对我祖母冯婉喻大大有利，因为二十多年够他不被干扰地认识他对妻子的爱，认识到他曾经判定的“无爱”是他一生最大的误区。
婉喻慢慢地用铁勺当挖泥船挖出板结了的粥，放进一个一品大碗。一个跟焉识共同从中舀紫菜汤、咸菜豆瓣汤的一品大碗。丹珏的脸探进厨房，看看母亲怎么一声不响了那么久。
“姆妈？”
婉喻转过脸：“粥还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加点开水就可以吃了。”小女儿欣然赞同。在这个家里所有关于俭省的倡导都会得到欣然赞同。
因此今晚婉喻几乎用了十块钱买两个玫瑰大头菜的事情，在兄妹二人看来是个事件，令他俩紧急对视的大事件。婉喻还烧糊了粥，丢失了雨伞，不认识熟人，兄妹俩这天晚上一再地用眼睛相互报警。丹珏把板结的粥兑上开水，用力搅动，终于搅匀了，再把玫瑰大头菜切开，浇了点麻油。他们的晚饭一般来说都欠缺营养。她们都是典型的欠缺营养的上海女人形象。那一碗青豌豆烧河虾仁是今晚的主菜，难得这样营养丰富和奢侈，因此婉喻给子烨也拿了双筷子来分享。
“明天写封信给老头子吧，”做哥哥的说，“让他先在青海找个地方住下来。租个房子应该能租到吧？”
丹珏用筷子挑起一团 糊粥，放在嘴里，声音从粥后面出来：“那你写好了。我不写。”
“我写老头子要不高兴的。”
“他反正要不高兴的。我们不让他回上海，他高兴什么？并且你要找个道理跟他讲，为什么不让他回来。我找不出这个道理。你写。”
“你就告诉他，他在监狱里不了解外面情况，外面其实紧张得很，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给我们再找麻烦。政府又没有跟我们书面认错，说当时捉他进去是错的，过两天又来运动了，再把我们算成敌属我们找谁去？”子烨说。
“那你就给老头子写呀，把这些道理告诉他呀。”
“我告诉你，是请你来写。”
“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写呢？你这个人滑稽吗？”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来写。”她脸上两片红晕。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会如此羞愤，她的一对儿女马上掉开脸，不敢看她。焉识是她婉喻的一部分，任何人多余焉识，就是多余她。人一老，对于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多余最为敏感，他们整天都在看儿女们甚至孙儿孙女们的脸色，看看自己在他们生活里的定位错了没有，错了就是多余。没有比发现自己多余更凄惨的事，慢说被多余的是比自己性命还要紧的焉识。
“我给你们的爸爸写信，就告诉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来。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
母亲这一席话马上让丹珏哭起来。一家子总是这样：你觉得你可憋屈够了，他觉得憋坏了的正是他。这就是女儿和母亲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丹珏现在跟谁都不会掉泪了，除了她觉得受了母亲的委屈。她又是抽泣又是指控，这么多年难道不是她丹珏在陪伴母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也总是这样，这类话一说开，你欠她情，她负你债的意味就暗示出来了。
婉喻看着兄妹俩，明白一直以来她给自己定错了位。原来家里的主人一直不是自己，连每个礼拜天带着老婆孩子来吃一顿不交 钱的中餐的冯子烨都比婉喻有资格做这房子里的主人。他们为了父亲牺牲得太多了，为了母亲也牺牲得足够了。当然，每当这样的家庭控诉大会发生，事后大家都会重归于好。就像天下所有的长辈和晚辈一样。
婉喻这次却记了仇。等到第二天，大家以为一切又重归于好了，婉喻悄悄地给焉识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已经很久没有静静地给自己研磨，镇纸，如同一种感官享受那样将狼毫笔若虚若实地落在宣纸上。光是这写的方式已经决定了婉喻的信的特色，它的不可取代的“婉喻性”。光是这样的一点一划，一撇一捺就已经属于她的表白：触觉的、神色的、内心的。她写下这么多年来她的思念之苦，写下她对他从未间断的诉说，还写了东一点西一点的回忆。
我祖母写给我祖父的信非常优美。可惜我们再也不会有那样优美的情愫和表达方式了。灭绝了。但是我祖母婉喻在这封信里的回忆很多都是错的，据我祖父说，事情不是那样的，没有那样美好，他不像她写得那么美好。婉喻颠三倒四的走样的记忆一方面由于她的记忆是主观的，因为她一厢情愿地去那样记忆事物，另一方面，因为就在她给我祖父写那封信的时候，她的失忆症已经开始。我不愿意叫它“老年痴呆症”，我觉得她的病和老年没有必然关系，似乎她宁可篡改记忆，最终把记忆变成了童话。谁也不能说满脑袋童话的人是老年痴呆。
婉喻在那封长达六页纸的精美书信上告诉我祖父，她一定会以一个新家来迎接他回来。从此以后，焉识的回信她都藏起来，不再让丹珏和子烨看。焉识在信里让婉喻别急，他会等待的，这么多年都等待了，不急这一会儿。
我小嬢孃冯丹珏在那天痛哭控诉之后，不久就恢复了一个科学家的冷静。她知道自己和哥哥的话伤了母亲的心。那之后一个阶段，她对母亲非常温 柔体贴。她的小心翼翼让她和母亲陌生起来，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几个月后，她在里弄的墙上发现了一张油印的调房启示：某人愿意以一套两卧室的房子调换两间分开的房间，有没有客厅都无所谓，亭子间也行。下面留的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这个想调房子的人显然是甘愿吃亏的。启示是印在那种桃红色、菲薄的劣等纸张上，似乎“针灸治疗痔疮”，“最新脚气灵批发”，或者“大米换山芋干”的启示都是印在这种纸张上。丹珏去上班，看见公共汽车站也贴了好几张同样的桃红调房启示。汽车站人山人海，丹珏决定走一站路到终点站去乘车。一路步行过去，每一根电线杆上都贴了一张桃红调房启示。此人一定是急疯了要结婚，把自己跟家人分开，宁可去住亭子间。
丹珏在实验室突然想到母亲那天说的话：“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不得了，无数桃红调房启示后面，那个急疯了要调房结婚的人可能就是冯婉喻！
她给哥哥子烨打了电话，把调房启示的事情告诉了他。子烨看得比妹妹严重：一旦母亲独立门户，给她和陆焉识做主的就是婚姻法，恋爱不分早晚，婚姻自主不分老少，晚辈们就再也干涉不了他们。政治运动一来，说不定人民和政府发现放错了人，再来一场大逮捕把他捉回去，一切都会从头走一遍，陆焉识就成了个法律上的父亲来毁坏他儿女们、孙儿女们的生活。冯子烨自己可是个好父亲，他大半辈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时掌握防人和攻击人的能力；他从不愿给孩子们做个才智学识过人的父亲，而是给他们做一个世俗的大众化的父亲，因为这样的父亲安全，容易让大众认同，他给予儿女们的父爱也才安全，源源不断，不会被某个政治运动截断或剥夺。
丹珏说，母亲想跟父亲结婚，谁也不该拦，谁也拦不住。母亲有为人妻 的愿望，她也有这份权利。子烨让妹妹别急，容他想想，多难的事情他这辈子都碰到过，没有他想不出对策的。
在家里，婉喻一如既往地去居委会开会，到各个里弄宣传文件，动员学习 。她唯一的变化是比过去更加安静。她的安静中添出一种满足，就是那种“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满足。桃红色的启示被雨水冲掉了艳丽，但马上就有新的贴上来。连丹珏大学门口，也出现了同样的桃红纸张。一个急于给自己搭窝，筑洞房的人才会这样干啊。丹珏多次想问婉喻，调房子的启示是你贴出去的吗？但是话到嘴边她又觉得不可能。婉喻像干那种事的人吗？差点把全上海都贴成桃红的了！
有一次丹珏乘着学校的车（她现在已有偶然坐坐学校的旧伏尔加的特权了）去另一所大学讲课，突然看见婉喻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脚上穿的是一双粉红色的绒布拖鞋。这双拖鞋是她专门为孙女准备的，虽然孙女长大后很少来看她，一个学期不过来一两次，做祖母的却一厢情愿地为孙女准备了高档拖鞋和睡衣，还有一套新被褥和洗漱用具。丹珏赶紧让司机靠路边停车。她追上婉喻时，婉喻正站在红绿灯路口东张西望，似乎四个方向都是错的。
丹珏叫了一声便上去一把拉住母亲。婉喻回过头，虽然只是半秒钟的惶惑，丹珏还是看出来了。
“姆妈，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女儿问道。她把不经意相遇的表情做得很真。
“是你啊……？”婉喻说。
所以最开始那半秒钟的惶惑不是丹珏的错觉，确实是母亲在辨认女儿。
“你去哪里，我让车子送送。”丹珏看见那辆伏尔加已经开过来了，走走停停，等待丹珏的指示。
婉喻脑子里起风了似的，所有念头想法都被刮得一片弥漫。她要去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这一点是没错的。所以她胸有成竹、目标坚定地对女儿笑了笑：忙你的去吧。
丹珏不想指出她脚上的粉红绒布拖鞋。这双嗲溜溜的小妹妹拖鞋在那双干缩了的解放脚上嫌大，婉喻穿着卡布龙袜子的脚趾从拖鞋前面露出来，大脚趾触到了1978年春天的上海的地面――那时还没有禁止随地吐痰的上海地面。丹珏不容分说地架着母亲的胳膊，把她拉到伏尔加旁边。司机已经跳下车，拉开了后座的门。丹珏也不管她的演讲是否会迟到，一切都不要紧了。她的手一直留在母亲的胳膊上，让司机把车往自己家开。母亲一直在和她客气：“用不着送我的，我慢慢走好了。”她灰白的鬓角对着丹珏，像孩子一样新奇的眼睛看着车窗外：上海从这个窗口里看出去是个陌生城市，一个美丽的陌生世界。
就在这时，她看见婉喻皮包皮的拉链是打开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封信。信是寄往青海的。原来婉喻是要去邮局寄这封信。
“姆妈你的皮夹子呢？”
婉喻回过头，看着丹珏两手撑开的空皮包皮。
“你没有带皮夹子出门？”
婉喻的目光慢慢在空空的皮包皮里移动。看到那封信，一个猛醒来了，睫毛和单薄的肩膀都抖了一下。
于是我的小嬢孃断定，她的母亲心里熬着巨大的痛苦。熬成什么样子了？心智都要丧失了。那天晚上，丹珏演讲结束后，她把婉喻带到了外面。市面上已经恢复了不少老馆子，凯斯林、红房子、梅陇镇……小嬢孃冯丹珏把她母亲带到了红房子，要母亲点两样她年轻时候喜欢的菜。
婉喻看了看菜单，羞怯地说：“那个时候都是你爸爸点菜的。”
丹珏只好当家，为母亲点了一菜一汤一道甜食。她在主菜上来的时候问母亲：“姆妈，你想调房子是吗？”
婉喻看着她，摇摇头，嘴角一道番茄汁。母亲的目光是清澈的，那样清澈，什么谜底你看不出？丹珏为自己和子烨对母亲的怀疑愧怍不安，笑了笑说：“这就好。我们就放心了。”
而那些桃红启示并没有消失，它们在不断更新，变本加厉，贴到了小菜场，南货店，煤气站，银行。丹珏问子烨什么时候拿出他几个月前说的“对策”，子烨在电话里拖长声调“哎呀”一声，听都听得出他在抓他类似工农子弟兵的发式。丹珏忍不住了，约子烨到一个电话亭去给贴启示的人打电话。他们按照启示上的电话号拨通了电话，那头接电话的人竟然是里弄居委会，两句话一谈，子烨发现接电话的人就是婉喻的入党 介绍人阿敏。阿敏没有听出子烨的声音，伶牙俐齿地介绍起情况来。她说要调房的是一位老太太，读书人，教养好，派头也好，就是跟孩子们相处不来，想有个自己的房子，再小的亭子间都没有关系，离开孩子们远一点就行。子烨问老太太姓什么。阿敏立刻警惕地反问：“请问你姓什么？”居委会老太太们跟儿子儿媳们斗争起来总是团 结一致。
挂了电话，子烨和丹珏在电话亭里相顾无言。
“大概是姆妈。大概不是。”妹妹说。
“就是她！”哥哥说。他一脸羞恼，似乎自己的女儿在外面惹风流 官司，被他捉住。
“姆妈不承认。”
“承认不承认都是她。不承认是她知道难为情！这么老的人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不想那些事了！”
兄妹俩结伴往回走的路上，子烨拿出了对策。
“要不这样，老头子回来，住在我家里。我家比你家大一点。不行的话，我再去跟学校吵吵看，看能不能多吵来一间房间。半间也好的。”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走了一会儿，然后就想到那封劳改农场来的公函。又说：“我要把公函给领导看！我就这么跟他们吵：哦，我父亲吃饱饭没事做跑到青海去的？！是你们莫名其妙把他送去劳改，二十年放出来，你们不给我房子，叫我怎么办？！政府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屁股要我们小老百姓来揩啊？！”他似乎正在跟某个不可视的人吵。
冯子烨现在很会吵，吵得非常雄辩，能吵出逻辑和公正。两年前吵到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住房，算全校教师中最宽敞的居室。在1978年的上海，宽敞和豪华是同义词。他到丹珏家拿着公函走了，斗志昂扬。一个家必须有那么个会吵的，陆家兴盛了五代，衰败就衰败在不吵；太看不起吵。他现在要好好吵，重振陆家。他走的时候回过头对妹妹说：“等我的消息！”
两个礼拜后来了消息。冯子烨把劳改农场领导去年来的公函给他学校领导看了，并对他们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部分。领导答应等新的家属楼落成后，考虑给冯子烨换一套大些的单元房。冯子烨仍然是吵，新楼落成？太遥远，太飘渺了！老人家不能在地老天荒的流放地等着遥遥无期的新楼。最后他吵赢了，领导答应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暂时给他半间小屋，过渡过渡。但那间小屋要到暑假才能腾出来，他只能先吵到这里。
我祖母婉喻听到我父亲冯子烨带来的好消息微微一笑，接下去就神不守舍了。她两只手在八仙桌的小抽屉里摸摸索索的，不知道要找什么；她前一秒钟想到要找的东西，下一秒钟已经忘了那东西是什么。
“姆妈，你找什么？”
“哦，不找什么。”
一年多以来，这是这个家里最经常发生的对话。我的小嬢孃丹珏在这种时候总是特别疼爱母亲的，不是搂住她削薄的肩膀，就是挽住她无力的胳膊，撒娇地笑道：“姆妈又糊涂了！”与其说是对母亲撒娇，不如说是娇宠 母亲。
房子的事苗头有了，桃红色的启示便开始褪色，被雨水冲走，最后消失。
暑假开始，子烨和丹珏赶紧去看那吵来的半间房子。房子在一幢学生宿舍的顶楼，屋顶斜斜的，进门的地方容得人站立，往里走就只能坐下，走到头就必须平躺。原先堆放的是美术系老师的画具颜料和已经半途而废的画作，所以房子的最大好处是那股不难闻的调色油气味。
婉喻给焉识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他可以回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