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焉识在一个镇子碰到了大集。西北农民在准备冬至的食物了。他花了两分钱，买了一碗胡 辣汤，摊主跑了十多分钟的路才把他的五块钱找开。集市什么都卖，老花眼镜和小姑娘的塑料彩色发绳放在一块卖。他花了两毛钱买了副浅度数老花镜，一边镜框比另一边高，但戴上能有效地使他走样，他就图这个。现在好了，他可以搭车了。他举着一毛钱站在路边，车很好搭。两三天里面，陆焉识把中国乡村所有的交 通工具都乘坐了一遍，骡车、马车、驴车、牛车、拖拉机、三轮机动小卡车，甚至独轮车，纵穿了三千年车辆发明制造史。他当逃犯不过才一个月，已经是个相当成熟的逃犯，一天难得说一句真话，也学会看自己谎话的效果，并从各种人眼神里看出自己留给他们的印象。那些让他搭车的人看见的陆焉识大致是个支边的老教师，老医生。这样他就把最难走的山路混过去了。
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县城，他决定住下来。城关有个长途汽车站，有一间满是人粪的候车室。到了天黑，他才明白他不是这里的唯一投宿客，他还有四个流浪汉室友。本来他想给婉喻写封信，又想到××信箱后面的眼睛，便取消了这个打算。县城里有个邮局，挂着个大钟，掌握着全县城所有没钟表的人的时间，还有一部电话，是除了县政府的三部电话之外唯一的电话。长途电话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打，到了夜晚电话就搁在一个既通室内又通室外的小窗口。陆焉识绕着灰尘扑扑的电话机转了几圈。他算着口袋里的钱大概够他说几句话，线路不好的话，就得一个劲地“喂”，那么会“喂”掉他多少钱。
晚上八点钟，县城唯一的街道上所有店家人家都关门熄灯了。邮电局的电话小窗口跟任何一家的窗口一样，一点光亮也没有。凑近了，却能听见里面有一架无线电在寻找波段。他敲敲窗子。夜班接线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自己觉得被邮局的绿制服 打扮得很神气：一个人民邮递员。他问陆焉识敲窗有什么公干。陆焉识笑了笑，天黑，从小伙子的眼神里一时看不出自己是个什么人，够不够得上一个不太好的人民形象。小伙子告诉他，电话按分钟计算，假如他觉得划不来也可以发电报。他递出来一张电报稿纸。陆焉识把稿纸又恭敬地推回去，问小伙子，能不能请他先接通上海电话局。
“上海电话局来了。”一分钟后小伙子说。
上海的声音爬过几千公里的电话线再穿过话筒上陈年积累的灰尘从这一头钻出来。陆焉识把耳机贴到耳朵上，听见了带灰尘气味的上海普通话。
上海女接线员不久就按照陆焉识提供的婉喻的地址查到了婉喻里弄的传呼电话号码。
他用脑子抄录下那个电话号码，人就动不了了。什么可能都会有的。婉喻可能住得离传呼电话很远，跑来接电话的时间正好跑光了他的电话费预算。传呼电话可能已经是个陷阱，他一个电话打进去，婉喻那边一接，正好，一捉一双。还有什么可能呢？婉喻已经不在家了，被警车拉走了。他发现自己蹲在电话小窗的下面，像老农民一样蹲得稳稳当当。当犯人这么多年，干活间的休息，吃饭，发呆，没有凳子坐，都是坐自己的脚后跟。
那个值班接线员在窗口里问他还打电话吗？
他站起身，把传呼电话号码告诉小伙子。然后他又要了一支笔一小张纸，写下婉喻的名字和门牌号，让小伙子请上海方面的传呼人叫纸上这位女士来接电话。这样多少可以绕开点陷阱。小伙子拿着纸看了一会，把每个字都念了一遍，虚心地接受纠正。小伙子在这里闲惯了，有点事情精神非常好，普通话也拿出来了。接线员对着话筒说出“冯婉喻”三个字时，眼睛明亮地看了他一眼，为自己刚刚跟大上海通了话而骄傲。然后他告诉他的顾客，传呼人已经叫人去了。陆焉识让他立刻挂电话，小伙子一脸不解，迟疑地把电话挂上了。
“这样电话费可以省一点。”陆焉识给小伙子解释，口舌又恢复成当年课堂上陆教授的口舌了。他伪装这么多年，幸亏只是说话结巴，思考问题一点不结巴。“上海很大的，一个人跑去叫另一个人，要跑半天的，上楼下楼。人在路上跑，这里电话费还要算，没道理的，对吧？”我挥霍了半生的祖父这时候精得可怕，趁着小伙子的懵懂已经刮了邮局不少油水。
婉喻终于来了。声音非常小，这就是婉喻。她问，请问是哪一位呀？当着接线员小伙子，也顾及到激动起来会耗费电话钱，他用冷静的上海话问她，还好吗？婉喻只吸错一口气，马上调整了一下，就冷静了，说谢谢你，蛮好的，你呢？就是两个晒太陽、逛菜场天天见的老邻居，也不会比他们口气更平常了。让谁听上去他们都是那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见面也会牵记的老相识，熟得彼此从来没发现对方怎么就长出了一条条皱纹，怎么就老成这样。他把预先背好的地址告诉婉喻，请她把信寄到那里。剩下的，要麻烦婉喻自己去分析了。婉喻似乎在往手掌上写，嘴里问着别的闲话。这一阵身体好吧？胃口好吧？安眠药不能吃得太多啊。她的自说自话一定把电话传呼人稳住了。婉喻作假做得不错，这都是为了他。她宁肯品行生出污点也要保护他。他说完了地址，突然控制不住自己了。
“看到小囡囡了。”他指丹珏，“在科教片上。”
婉喻说真的？那边也看得到片子呢！陆焉识想，他的电话费不够他告诉婉喻，为了看科教片上的小女儿他付出的代价，更不够叙述那一夜 是怎样的一夜 。电话钱只够他说丹珏很像婉喻。婉喻说丹珏长得远比她年轻的时候好看。他说能见一面就好了。婉喻顿时不做声了。他在这个当口挂了电话。
他按住话筒想，婉喻一定听得懂他的话。他的话该这么听：只要能见你一面我就可以去死了。或者，我逃跑出来不为别的，就是为见你；从看了丹珏的科教片就打这个主意了。他付了钱，道了谢，又在小窗口下蹲下来。他听见接线员把电话收进窗子，又把窗子关上，接着弄他的无线电去了。陆焉识让自己动动，别老蹲在窗下，走走会好过些。还是不行，他忍不住了，把头埋在膝盖里，呜呜地哭起来。他哭的波长和接线员无线电的波长合在了一起，因而接线员没有听到他的哭声。
最多九点钟，这个县城黑得成了个锅底。回到长途汽车站，几个流浪汉打了条野狗，正在一个脸盆里烧煮。他们吃完狗肉，在候车室里拉屎，拉出的屎又成了捕狗的诱饵，残酷的食物环链就在这个二十平方的世界形成。一屋子香气把人粪气味罩住，陆焉识也分到一块狗肉。饥荒过去了，野狗也长了一层肉。流浪汉们什么也不愁，总有野狗家狗供他们打。他也可以什么都不缺，偷田里的庄稼，打野狗野兔野田鼠，没有野的把家狗家兔诱出来打，流浪汉的生活技巧加上囚犯的隐忍达观，可以让他过过自由 日子。假如婉喻不介意，他可以带着她流浪。婉喻这一辈子最缺的也是自由 。
他一到这个县城就用十块钱买通了一家草药铺的铺主，让他作为婉喻寄信的接受方。婉喻没有信来，来的竟是一张汇款单。与此同时，县城里贴开了通缉逃犯陆焉识的通缉令。这一个县城的人民都是好人民，不知道实施点伎俩就可以改变天生的模样，比如一副宽边眼镜，一把胡 子，这种被全世界间谍用烂的俗套伎俩。陆焉识自从逃亡开始就没有刮过脸，再戴上那副老花镜，因此这个县城的人不再把他错看成七十岁的老右派，而是个八十岁的老寿星。陆焉识来取汇款时，中药铺的铺主正把一张通缉令从门板上撕下来，递给自己正在路边大便的儿子。
婉喻的汇款数目不小，一百元。他买了一套内衣 ，一套灰色混纺毛料中山装，一双厚实的黑棉鞋，两双棉袜子。县城大街中部有个公共澡堂，里面有着全县方圆几百里唯一的大澡池。池子上架着一块木板墙壁分男界女界，但下面的池水相通，一条毛巾抓不住，就可以漂过界去。池子的水面上漂着厚厚一层灰白衣子，跟大米粥上结的粥皮差不多。他在粥皮上打了个洞，才进入热水，等他三个小时后从池子里起来，粥皮又增添了可观的厚度。池子边上坐了一圈泡完澡的男人，一个个都在专心地捉自己衣服上的虱子。热气一薰，虱子在棉衣缝里待不住，也都晕了，一捉一把。不久陆焉识也坐进了捉虱子的群体。到了他穿戴完毕，走到男池和女池之间，在门厅发现一面镜子，尺寸够把他的大个子装进去。若不是他认识自己的大个子，他是不会认识镜子里的人的。做了近十年犯人，这是他第一次照镜子。县城住下的这些天，高原日照给他的面皮正在退去，但又不好好退，鼻尖褪成了浅色，两个颧骨各掉了几块大小不一的皮，周边卷起，用指甲顺着卷边撕，浅色渐渐扩大。泡了三小时的深色表皮其实都泡浮动了，一撕一片。他看着镜子，看着叫老几的人的面皮渐渐给撕去，露出一个光洁些的人面来。还是一个陌生的人面，难怪没人拿它跟通缉令上的人面对照。细看撕去皮的地方花斑斑的，像蟒蛇的皮色。他要戴着这样的皮色去见婉喻。然后他开始系混纺呢子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发现领子一边高一边低，系上风纪扣就把前襟扯斜了。混纺面料上一道道折痕锋利，看上去不仅衣服在箱子里长久折叠，他整个人都像给折叠了压箱底压了多年。不过已经很像样了。婉喻的汇款有三分之一花在这身行头上。婉喻隔着几千公里打扮了他。
他坐进一家据说是县里的老字号馆子，给自己要了一份炒豆腐，一个馒头，一个蛋花汤。婉喻隔着几千公里请他吃了一顿这么可口的饭。就在这家饭店桌子上，他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很难写的信，连他这个语言博士也拿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写，遣句措辞使他屁股下的三腿长一腿短的板凳跌足顿脚，比他还焦灼。写得饭馆掌柜都心疼灯油了。饭馆掌柜问他还要不要什么吃的喝的，不要就打烊了。他慌乱起来，要了二两烧酒。烧酒喝完，他的信写完了。然后他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写上那个信箱的代号，把特意留下的一小块馒头在嘴里嚼烂，又用舌头把它拌成糨糊，封了信封口，贴上了预先买好的邮票。
他把信投入邮局门口的邮箱时，活动了一下由于紧张而抽紧的肩胛骨。他是借了酒劲才完成这封信的。信里说他非常抱歉，不辞而别，请求领导宽恕他没有善始善终地做个好犯人。他说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他有个新发现：在离开青藏公路大约十二三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种淀粉含量颇高的草。接下去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假如可以用野生牧草提炼淀粉，那么饥荒给全中国全世界的毁灭就会小很多。
走在漆黑的县城里，二两烧酒呼呼地烧在他头脑里。这可是婉喻隔了几千公里请他喝的酒。
第二天有一班去兰州的长途车。他将在兰州城外一个小站登上去西安的火车，再由西安到上海。他在一个车马店后面的草垛里躺了一夜 ，从草缝里看着天上稀疏的星星。星星打着寒噤。此刻的老几没有去想，其实他这一刻的境遇是早就注定的，早在1936年10月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