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鹤常常给小环写信。她总是讲到她的梦。她梦见自己又在这个家里。她梦见楼下的那条马路,那大下坡。她说她常去东京的中国街买菜,那里的菜便宜,那里的人都把她当中国人。她说大孩张铁去了日本之后,她会把自己现在的小屋让给他住,她去和丫头一家挤一挤,等存了钱再说。她说她回日本已经晚了,日本没有了她的位置。她只但愿孩子们能学会日语,在日本找到位置。多鹤的信充满“但愿”——不少战后遗孤或遗留的女子向政府请愿,要求得到和日本公民平等的权利,就职或者享受社会福利。他们还向社会呼吁,不要歧视被祖国抛弃在异国的遗孤和遗留女子,把他们当成低能者,因为他们的低能是战争造成的。多鹤但愿这些请愿成功,丫头两口子就能找到像样的工作。多鹤说自己就凑合挣一份清洁工的薪水,但愿能攒下点钱。
读多鹤的信是一件吃力的事,但它慢慢成了小环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尤其在大孩张铁也去了日本之后。丫头的信很少,张铁从不写信,所以这姐弟俩的生活情形小环只能从多鹤的信中读到。
多鹤的信越来越长,多数是谈她又找到了原先代浪村的谁谁谁,或者谈请愿进行得如何。一点进展也没有。所以从中国归国的人成了日本最穷、最受歧视的人。多鹤还说到一个从中国回国的代浪村乡亲,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天天挨揍,因为同学们叫他中国佬。就像这孩子归国前中国同学叫他日本鬼子一样。小环意识到多鹤也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常常忘记一些事她上封信已经写过。多鹤要小环把每天的生活都记下,告诉她,包皮括她和人怎样吵架。她说大概走遍全日本也找不到一个像小环这样会吵架、又吵架吵得这么好的人。她觉得日本人有愤怒有焦虑,却没人把它好好吵出来,所以他们不快乐。像小环这样会吵得人家哈哈笑的人,一定不会动不动想去杀别人或者杀自己。
虽然多鹤唠里唠叨,但小环愣愣地笑了:多鹤似乎挺懂自己。
其实她已经不怎么吵架了。她意识到这一生吵吵闹闹多半是为了家里人,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周围的人和事她都马马虎虎对待,找不着什么事值得她吵。她连话都说得马马虎虎,因为马虎的话黑子也不马虎着听,照样听得无比认真,以它生满白内障的眼睛瞪着她。三个孩子都很好,至少比楼上邻居的孩子们前景要好,这是小环跟人家不再吵闹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我跟你们吵什么呀?你们有我这么好的三个孩子吗?知足的人才不吵架呢。
到了张俭去世后的第三年,小环才对自己忍得下心来拆看他的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封信装在一个大牛皮纸袋里,和他的老上海表、一把小银锁、一把家里的钥匙一块寄回来的。小银锁是婴儿张二孩时期的物件,他一直拴在钥匙上。钥匙他去日本前忘了给小环,揣在衣兜里带走的。老手表倒很准,停的时间是张俭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多鹤在信里特意这样告诉小环。
张俭这封信没有写完。他说他近来胃口好了一些,多鹤总是给他做小环曾做的面条、面片、猫耳朵。他说等他身体恢复后,就去找一份不需要讲日本语的差事,就像丫头的丈夫那种给百货公司擦玻璃窗的工作,挣了钱之后,接小环来日本,他已经和多鹤谈妥。他们三个人中缺了谁也不行,打打吵吵一辈子,但都吵闹成一块骨肉了。他现在住在医院,明天做了手术就能出院了。
小环这才知道,他并不明白自己已经活到了头。看来多鹤和孩子们一直瞒着他,瞒到他被推上手术台。
张俭的这封信没写完。他写着写着就靠在摞起的枕头上,想着小环出嫁给他时的模样睡了。小环这样想象着。他连写一封完整的信的体力和精力也没了。他一定把这封没写完的信压在褥子下,怕多鹤看见。他还得在两个女人之间继续玩小心眼,就像多年前一样。孩子们和多鹤瞒他瞒得真好,他一直都相信,他还有不少日子要过,还有不少麻烦要处理,比如他的两个女人,还有在她们之间玩小心眼的必要。他一定相信自己从手术刀下走一遭之后,便又是一条好汉,所以他才在信里为小环铺排出那样长远的未来。信没写完,他对小环的歉意便一望而知。
她对黑子笑笑说:“咱心领了,啊?”
邻居们每天还是看见朱小环拎着装缝纫机头的箱子,从楼下的大下坡往居委会楼下走。她把那三角形的楼梯间租下来了,缝纫机架子就搁在那里。但她怕缝纫机被偷,每天固执地把它拎来拎去。黑子又老又瞎,却前前后后颠着屁股跟随着她。
黑子时常会飞似的蹿下大下坡,根本就不用视力冲到拐弯处。小环知道那是邮递员来了。假如二孩张钢有信来,邮递员就会让黑子叼着信冲上坡,交 给小环。黑子常常扑空。但它从来不气馁,总是热情洋溢地扑下坡,对着邮递员瞪着它灰白无光的两只眼睛,嘴叉子从一个耳朵咧到另一个耳朵,摆出它那狗类的喜悦笑脸。
二孩被调到了西南,在那里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他有空总是给母亲小环写信,而这天却没有他的信。黑子朝着邮递员的笑脸却始终不挪开,直到邮递员骑车上了坡,它还站在原地,摇着尾巴。
小环只好安慰它:“黑子,明天就有信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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