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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文刊 · 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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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第十一

半部《论语》

现在我们开始讲下论。把下论讲完了再回来讲上论的第十篇,作为总结论。假使将来诸位教后一辈青年,我提供各位意见,可用两个方法,一个是先讲《乡党》,孔子生活的素描,然后再从第一篇《学而》一直讲下来。或者照我们现在这个办法,讲到第九篇以后,先把它保留,等到以后作结论。

同时在这里我们想到,也是以前曾提到的,宋朝开国的宰相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句名言。因为赵普与赵匡胤年轻时等于是同学,出身比较艰苦,来自乡间,一生没有好好读过书,后来当了宰相。“半部《论语》”是谦虚的话,表示读书不多,只读了半部《论语》。

另一方面,据历史上记载,碰到国家大事或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他都停留下来,把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搁置到明天再解决。有人看到他回去以后,往往在书房里拿出一本书来看。后来他的左右,为了好奇,想知道这个秘密,背地里拿出来一看,就是一部《论语》。其实《论语》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治理国家,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孔门的政治技巧,它讲的都是大原则。本来读书就不该把书上的话呆板地用。通常某一句书的原则,可以启发人的灵感,发生联想。我们小时候读书的经验,遇到不懂的句子,问到老师时,老师说,你不要管,背熟就行了,将来就会懂。我们当时对这种答复,心里很不满意。但背熟了以后,年龄慢慢增加,作人做事的经验多了,碰到某一件事,突然触发了这一句书,给我们很大的灵感,很高的智慧,往往就因此知道如何去处理事情,这是事实。

现在了解了上面的道理,开始看这第十一《先进》篇。同时告诉诸位一个经验,我们以前读老书出身的,不是在学校,而是在私塾里读书。读的《论语》,不是现在这样整整一部,是用木刻印在纸上。一篇装成薄薄的一本,每本两三个铜钱,准备翻弄坏了再买新的。而我们当年读《论语》,第一篇就开始读《先进》篇,不是读《学而》篇。

素朴的美

现在我们讲《先进》的观念,和下面第十二篇《颜渊》等等,等于上论的《学而》、《为政》、《里仁》这些篇章的注解。以实际的例证来作注解,叙述孔子当时师生之间的讨论,以及他自己实地的一些作为。所以还是连贯的。

为什么篇名叫《先进》?我们看到上论各篇,几乎都是拿每篇第一句的头两个字来作题。古人许多著作往往同我们现在相反。我们现在写一篇文章的程序,是先构想好一个大体,下面分几章,立好大题目,章的下面再分几项、几点,很有条理地写下来。和盖房子一样,先画好图,搭好钢架,然后水泥一灌就行了。中国古人写文章,完全不同。我们小时候写东西,也都是走古人的路线,大致上没有什么题目。真正抒情的,自己感情思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完了以后再想一个题目。试看古人写诗,尤其唐诗中李商隐的诗,“无题”特别多。写了以后,没有题目,算了,就叫“无题”诗。不过也不要上当了,有些无题诗,真有题目,只是不好标明;或者作者私人的事情,无法公开,就干脆来个“无题”吧!我们知道论语中《学而》、《先进》这些题目,不见得就是当时编书的人立的,或许是后来的人,为了分篇,就取开头两个字,作为这一篇的题目。

此篇名《先进》的意思就是“前辈”。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礼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对此非常重视。在这里涉及文化哲学的问题。他说人类先辈——上古的人对文化开创怎么来的?上古的上古,可能没有文化,同动物一样。人类就叫倮虫,没有毛,不穿衣,倮体的虫,也是一种生物。所以人类原先也没有文化,人类的文化是根据生活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孔子说,先辈对礼乐文化,是“野人也”。原始都是野人的生活,慢慢进化、进化,才有文化的形成。“后进于礼乐,君子也”。他说我们后辈,有了文化以后就不同了。生下来就接受文化的教育,教育得好,有高深的修养,受了文化的薰陶,很有学问,我们给这种人的名称是“君子”。“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假使说到实用上的话,则主张先辈的朴野。这段话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人类的文化是了不起,但是过分的书卷气——在我们老的观念是“头巾气”;现在的观念是“书呆子”,这也可以说对于文化的鄙薄。实际上人类真正的文化,譬如礼乐,是根据内心来的,根据思想来的。真正的诚恳、朴实,就是最好的文化,也是真正的礼乐精神。而后天受这些知识的薰陶,有时候过分雕凿,反而失去了人性的本质。如明朝理学家洪自诚的《菜根谭》——此书两百多年来不见了,清末民初,才有人从日本书摊上买回。其书与吕坤的《呻吟语》是相同的类型。书中第一条就说“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涉世,就是处世的经验。初进入社会,人生的经验比较浅一点,像块白布一样,染的颜色不多,比较朴素可爱。慢慢年龄大了,嗜欲多了,(所谓嗜欲不一定是烟酒赌嫖,包括功名富贵都是。)机心的心理——各种鬼主意也越来越多了。这个体验就是说,有时候年龄大一点,见识体验得多,是可贵;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年龄越大,的确麻烦越大。有些人变得沉默寡言,看起来似乎很沉着,似乎修养非常高,但实际上却是机械更深。因为有话不敢说,说对得罪人,说不对也得罪人。假使一个心境比较朴实一点的人,就敢说话了。譬如武则天时代的宰相杨再思,虽然是明经出身,经历多了,作宰相以后,反而变得“恭慎畏忌,未尝忤物。”别人问他:“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他说:“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身。”因此我们了解孔子所谓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也是一样的观念。宁可取朴野的,“朴野”的确更可爱一点。这里我们讲得很简单,但关系很重要,大家可以体会到孔子“宁取其朴素,不取其机械。”的意思。所以世故与经验,加到人的身上,有时候使人完全变了质,并不是一件好事。

知人论事

下面孔子提出他的学生了。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这时候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所带领的一些学生都不离散,大家围绕着他,团结在一起。这是他晚年时候的感叹,他说当时随我在陈蔡之间一起蒙难的学生,现在都不在了。这是他怀念故旧之情。当时跟着他的这些学生,都在某方面有特出的成就,也是孔子门下最有名的几个。孔子评论学生的成就说,在品德方面最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四个人。在言语方面——当然不是现在的语文系,而是说擅长于说话的,有宰我、子贡两个人。政事则有冉有和季路。文学是子游和子夏。这里的四种,和上论中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等配合起来,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个人的成就,各有专长,全才很少。就以孔子的学生来说,德行好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做事。我们观察人才,尤其在学生里可以看出来,有些学生品德非常好,但是绝不能叫他办事,他一办事就糟。所以作领导人的要注意,自己不能偏爱,老实的人,人人都喜欢,但不一定能够做事。有才具的人能办事,但不能要求他德行也好。所以过去中国帝王,用人唯才,尤其处乱世,拨乱反正的时候,要用才,只好不管德行。我们知道,曹操下一道征求人才的命令,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他说不问是偷鸡摸狗的,只要对我有帮助,都可以来投效。只有曹操有胆子下这样的命令,后世的人不敢这样明说,可都是这样做。其次汉高祖只有张良、萧何、陈平三杰帮他平定天下。其中陈平曾为他六出奇计,在当时只有他和陈平两个人知道。当时汉高祖和项羽作战,要陈平对项羽做情报工作,而且用反间计,给了陈平五十镒黄金作经费。这时有人向汉高祖挑拨,说陈平盗嫂,是最靠不住的人。汉高祖对这个话听进去了。在陈平出去办事之前,来辞行请示的时候,提起盗嫂的事,陈平听了以后,立即把黄金退还汉高祖,表示不去了。他说你要我办的是国家大事,我盗不盗嫂和你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陈平根本没有哥哥,当然没有嫂嫂,而是别人捏造的,但是他不去辩白这一套,这就是有才干的人的态度。汉高祖非常聪明,马上表示歉意,仍然请陈平去完成任务,这也是高祖英明之处。有些人则会因小失大,往往因为这些小事而误了大事。后来还有一个文学上有名的故事——张敞画眉。汉武帝也是了不起的皇帝,张敞是当时的才子,后来成了名臣。他和他的太太感情很好,因为他的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武帝。一次,汉武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意思是夫妇之间,在闺房之中,还有比画眉更过头的玩乐事情,你只要问我国家大事做好没有,我替太太画不画眉,你管它干什么?所以读书读历史,就是懂得人情,懂得作人做事。有时候一些主管,对部属管得太琐碎了,好像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当圣贤,但办事的人,不一定能当圣贤。我们在孔子的弟子中看到,德行有成就的人,言语不一定成功。而言语上有成就的,如宰我、子贡,在德行上不一定有颜回那么标准。政治有成就的人,气度又与有德行的不同。文学好,文章写得好,更不要问了,千古以来,文士风流。历史上文人牢騷最大,皇帝们赏赐几个宫女,找几个漂亮太太给他,多给他一点钱,官位高一点,他就没有时间牢騷了。这都是说人才的难求全。但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全才,不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好的,实在少见。

听话的颜回

下面就说到德行的问题。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上论中提到过,颜回对孔子讲的话“不违如愚”,从来不违背他的话,好像很笨,而暗地考察,颜回还能予以发挥,而不违背原则,可见颜回并不笨。这和当面唯唯诺诺,背后却不能发挥,或者是发挥了,却违背原则,是有分别的。前者是诚恳,后者是权术。孔子认为颜回对他个人没有什么帮助,说什么话他都听。孔子之成为圣人,就在这种地方。他意思是说颜回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但真的都对吗?要多加反省。这句话不以道德标准来说,仅讲个人行为修养,如果一个长官,遇到部下都说自己对,绝对没有反对意见,就要反省自己对的程度。孔子说“非助我者也”,这样对我没有帮助。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一定会有不同的好意见。所以一个领导人,最难处是容纳相反的意见。对于相反的意见我们听了以后,把自己的观点推开,就他的意见想想,也蛮有道理,然后与自己的意见作正反的中和,这种态度是作人处世的高度修养。孔子就有这气度,认为像颜回一样,对自己的话认为句句都对,这样对于自己是不会有帮助的。

孝子闵子骞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他说真正称得上孝子的人是闵子骞。大家都看过二十四孝的故事,他的后母待他不好,冬天制棉衣,给亲生儿子用棉花做衬,而对闵子骞却用便宜而不能御寒的芦花,但是他还是很孝顺。后来终于把他的后母感动了。所以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孔子在这里说,闵子骞真正是大孝子,“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最难得的是别人都看不惯他的后娘,看不惯他们兄弟之间悬殊的待遇。而闵子骞对别人打抱不平的话都不听,仍然孝顺后娘,友爱异母的弟弟,这是难能可贵的真孝子。这一点做起来很难,要有自己独立的主见,不听外人的话而变动,实在很难。如曾母投梭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曾参是品德高超的人。有另一个同名的人因杀人被捕,于是有人向曾母说曾参杀人了。起初曾母不相信,照样在织布机上织布。但三个人来告诉她以后,曾母还是丢了织布梭,下机来询问,这就是信心动摇了。母子之间会这样,长官部下之间就更难了。一个长官对于一个部下,有人说坏话,三个人说了不听,第四个人再说而仍然能绝对信任的,不是没有,但很少,这就是说“谣言止于智者”,是很难很难的。尤其讲到闵子骞,很多家庭出了事情,问题不出在家庭本身,旁边的亲戚、朋友、邻居之间,东讲西讲,而导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乃至婆媳之间出了问题。这就必须靠自己有主见。所以孔子说闵子骞的后娘是不好,闵子骞也明知道不好,可是他心里有数,无论别人怎么讲,他都可以不受影响。引申这个道理,就是领导的人,更要注意。古人有句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边怀疑,一边又用他,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不但误了自己,更误了事情,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这件事也在上论中提到过的。南容是孔子学生中德行很好的,吟诵了三遍《白圭》这篇诗,孔子就将侄女嫁给他了。念念诗,唱几遍歌,就得到孔子侄女作太太。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光唱歌就唱来太太,孔子嫁侄女就太草率了。难道孔子希望侄女婿作歌星?当然不是这道理,而是平常已经考察了南容。《白圭》诗篇的原义,是歌颂白璧无瑕的美德。人有一点瑕疵,就是一生之累。南容因为有《白圭》的志向,有这种品性,再加上孔子平常对他考察的结果,才把侄女嫁给他。

才命相妨的颜回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季康子是鲁国大夫,在上论中提到过。他问孔子,学生中哪一位最好学?孔子曾再三提到,只有颜回,不幸他短命死了。另有一种说法,孔子有一次与颜回等学生,一起在鲁国的东门,站在城上看泰山下面的景色。孔子突然问学生们,那远处是什么东西?学生中有眼力好的答道,看见好像有一条白练,很快过去了。颜回就说,是一个穿了白衣的人,骑了一匹白马跑得很快,所以看来像条白练,颜回的眼力太好了。所以后人说颜回读书太用功,视力又过分好,营养又不良,经常饿肚子,因此三十二岁短命而死。孔子对颜回的死是很痛心的,“今也则亡”,现在就没有那样好学的了。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这段故事,也是后人据以攻击孔子的。

颜回死了,家里很穷,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商量办丧事。古人办丧事,棺材外面还套一样东西叫“椁”。现代也还有,我们看到出丧的行列,在棺的外面套一个花的“罩子”一类的东西,那就是椁的古制。当时颜路买不起椁,孔子有一辆车子,颜路就和老师商量,想变卖孔子的车子,买一具椁给颜回送丧。孔子说这不可以,你是爱你的儿子,有这个想法。可是当我的儿子鲤死的时候,同你一样穷,有棺而无椁,当时并没有把车子卖了为我的儿子做椁。而且他说自己之所以不能徒步当车,是因为从事政务,常和当时一些大臣往来,不能没有车子。这要有这个体验的人才知道。记得当年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有事,去看一位某省的大员,坐黄包车到省政府门口下了车,警卫多番盘问,还要办一些很麻烦的手续,我怕烦就回去了。刚好一位厅长有事打电话给我,就顺便借了他的汽车,坐着一直进去了,非常方便简单。五四运动以后,有人攻击孔子摆臭排场,一部破车子,既不给儿子,又不给自己最爱的学生。但孔子的意思是说人应该行其本分,就是《中庸》第十四章中所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贫穷时就过贫穷的生活,不要做本分以外的事。家里没有钱,为了死要面子,向别人借钱负债来办丧事给活人看,这真叫作“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孔子说他儿子死了,没有钱,丧事也办得很简单,有棺而无椁,没有关系。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这是颜回死了,孔子非常伤心的话,因为颜回在所有的弟子中,是最足以传孔门学问的。现在他死了,孔子学问的继承人,也将成问题。难得有像颜回这样可以传道的人了,所以孔子说“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所谓恸,就是非常伤心的意思,颜回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当时跟从在孔子左右的学生们说,老师哭得太伤心了。孔子听了以后说,我真的哭得很伤心吗?可是像颜回这样诚恳好学的人死了,我自然是很伤心的。如果颜回这个人死了我不伤心,那么还为哪一个伤心呢?还有哪个人的死亡,会令我这样伤心呢?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颜回死了以后,同学们主张厚葬他,来向孔子建议,但是孔子说不可以,因为厚葬对于颜回已经没有帮助了,而且依据颜回的德行思想来说,他也不会希望厚葬的。可是这件事学生们没有听孔子的话,还是厚葬了颜回。孔子知道以后,就感叹地说,颜回生前一直把我看成他的父亲一样,可是在安葬他这件事上,“予不得视犹子也”。所谓“犹”者如也,犹子就是如同儿子,后世人称侄子为犹子。这里孔子是说在安葬的事上,不能把颜回看得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依平日颜回生活俭约朴素的本性来办。所以他对已死的颜回带点歉意的说“非我也”,这样的厚葬,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你的同学们的意思。孔子的这一个感叹,正是率直坦然的一种表示。讲到颜回,使我们想到古往今来,许多有才而短命或薄命的人物,颇为伤感。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说:“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真是达人知命的论调。

不问苍生问鬼神

下面问题来了: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关于鬼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究竟有没有鬼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一致承认有鬼神,但是,各个宗教承认有鬼神的理论却都不同。在大学里,拿这些不同宗教的理论,集中到一起来研究,关于鬼神的理论也包括在内,放在一起作研究,称作“比较宗教学”。以这种学问态度来看,每一宗教都承认鬼神。此外,唯心哲学也承认有鬼神。唯物哲学是不承认有鬼神的,科学家们则不反对有鬼神,只是保持怀疑的态度,正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前面说过的,爱因斯坦最后信了上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现在科学界对这门科学的研究很热衷,有“灵魂学”、“神秘学”正在积极研究,并且运用科学仪器,如红外线照相机等,来证明灵魂的存在。他们已经有不少发现和记录。譬如人体会发出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人坐过的地方,当这人离开后七八个小时,用特种照相机还可以照到这人的影子;对于植物,也认为有知觉有感情。这些研究,都很普通而且很积极。假如有一天科学界的灵魂学,能够以科学方法证明灵魂的存在,灵魂不是一种物质,是一种超物质、超电子的东西。到那时候,人类的文化要起非常重大的变化。现在物质不灭的定律已不成立,物质一定会变、会灭的。目前的科学是质能互变,欣欣向荣的科学,正在探寻生命的奥秘。

鬼神问题,在中国文化里也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讲中西文化合流,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美国文化不能代表西方文化,它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支流。研究西方文化必须了解欧洲,而欧洲西方文化最初的根源是宗教,所以非研究西方的宗教思想不可。欧洲宗教思想,过去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实际上鬼神的观念,就是中国过去的宗教思想。所不同的是,把祖先的亡魂,与鬼神混在一起。所以鬼神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个大问题。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这里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而是认为先把人作好,再研究鬼神的问题。连人都没有作好,连人都不懂,还想进一步去了解鬼神的事,太远了。“天道远,人道迩。”天道当然不是天文学、太空学这个天道。中国过去这个天道,就是代表形而上的,太深远了。我们活着作人,人事是浅近的。但是我们作了一辈子的人,对于人的事还没有研究透澈,何必来谈那么远的天道呢?这等于他消极的承认有鬼神。

而他认为学生们的程度还不够,暂不讨论。所以他答复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个“事”字是作动词用,对于人事问题还没有作好就不要讨论鬼神的问题。接下来和鬼神连贯的有个大问题了:“敢问死?”子路问人怎么死的?大家认为子路的话蛮好笑的,怎么死还要问?但“死”的确是一门科学,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孔子答得很妙,“未知生,焉知死?”你是怎么生的,知不知道?生从哪里来?一般人都知道是妈妈生的。哲学中“人”究竟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很重要。而每个人都有哲学思想,只因环境或智慧的不同,有人向哲学这方面追下去,有人就不追了。像每个人小时候都发生过一个哲学上的疑问:“我是怎样生出来的?”我们小时候问父母,妈妈告诉我们人是从腋下生出来的,我们还感到奇怪。现在教育普及了,都知道怎样生人,但那只是生理上的解说。

生人真有那么简单吗?照生理医学上说是很简单;但在哲学上对于医学界的解说并不满意。医学并没有解决问题。即使是照医学上的解说,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外婆生,外婆是外外婆生,推溯上去,最初最初的那个人怎样来的?还是问题。人的生命究竟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究竟怎样死的?为什么要死掉?以哲学眼光来看人生,宇宙是玩弄人的,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可作这一面的解释。天地简直在玩弄万物,既然把人生下来,又为什么要让他死掉?这是多遗憾的事!

讲到遗憾,我们又想到哲学上的另一个问题。以我们东方哲学来说,《易经》看这个世界,始终都是在变化中,而它的变化始终是不圆满的。我们这部《易经》从“乾”“坤”两卦开始,最后一卦是“未济”。“未济”也可以说是没有结论的。以《易经》来看世界,任何事都没有结束。人生有结论吗?我们也讨论过“盖棺论定”并不是结论,人死了没有结论。宇宙、历史有没有结论?据科学、宗教、哲学所了解的,宇宙最后还是会毁坏,毁坏了又会新生,也是没有结论。所以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人生,而这个没有结论的人生,永远是缺憾的。佛学里对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翻译成中文就是能忍许多缺憾的世界。本来世界就是缺憾的,而且不缺憾就不叫做人世界,人世界本来就有缺憾,如果圆满就完了。像男女之间,大家都求圆满,但中国有句老话,吵吵闹闹的夫妻,反而可以白首偕老;两人之间,感情好,一切都好,就会另有缺憾,要不是没有儿女,要不就是其中一个人早死。《浮生六记》中的沈三白和芸娘两人的感情多好!其中就一个早死了。拿小说来讲,言情小说之所以美,只是写两三年当中的事,甚且几个月中间的事情。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爱情小说才美,假使结了婚,成了柴米夫妻,才不美哩!

再说笑话,太陽出来了,又何必落下去?永远有个太陽,连电灯都不必要去发明了,岂不好!也有人说笑话,认为上帝造人根本造错了,眉毛不要长在眼睛上面,如果长在指头上,牙刷都不必买了,这些是关于缺憾的笑话。这是个缺憾的世界,在缺憾的世界中,就有缺憾的人生。花开得那么好,为什么要谢了?人生,生活得那么好,又为什么要死了?这些都是哲学的问题。这宇宙的奥秘、神奇,谁是他的主宰呢?有没有人管理它呢?如果有人管,这个管的人大概是用电脑计算的。人同样都有鼻子、嘴巴、眼睛等五官,可是那么多的人,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只看这么一点点,就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人家说人是上帝造的,我说那个制造厂里,大概有时候抓模型抓错了,所以有的鼻子不好,有的耳朵不好。这到底怎么来的?西方的宗教,有的就告诉我们不要再追问,这是上帝照他的型态造了人。那么上帝的型态又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西方宗教说,到此止步,不能再问了,信就得救,不信不得救;东方的宗教,信的得救,不信的更要救,好人要救,坏人更要救;在东方宗教里,认为人生不是哪一个主宰,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另外定了一个名称:第一因。第一个因子哪里来的?第一个“人种”哪里来的?印度来的佛教、中国的道教,都认为人不是生物进化来的,也不是由一个主宰所创造的,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简单地告诉大家,这个生死问题和鬼神问题是连起来的。东方学说认为光靠男性的精虫、女性的卵子两个东西不能够形成一个人。人的形成需要“三元和合”,由男性的精虫、女性的卵子,配上灵魂而形成人。现在已有人研究出来试管婴儿,将精虫和卵子放进试管里看到他长大,那是不是三元呢?还是三元。精虫、卵子在玻璃管里或在人体里成长,是一回事。精虫与卵子之能够结合,还是靠一个灵魂的力量来的。人生出后有高、矮、胖、瘦、智、愚之分,不完全是遗传,遗传仅是因素之一,其中另有因缘。因缘的观念,是来自印度佛家的文化。譬如说,我在这里讲《论语》是因,大家在这里听就是缘,双方就有这个因和这个缘。相反的,大家是因,因为有大家在听,我才有机会在这里讲,我就是缘。因与缘互相连锁的关系,就叫作因缘。那么人生下来,有四种因缘,一种是亲因缘:它是种性,(这些问题讨论起来,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完的,只大概提一下。)包括了灵魂的关系,人的惯性的关系,由过去的生命历程带到了现世,又由现世再带到来世。至于父母的遗传等等,属于疏因缘,又名增上缘。何谓增上?一颗种籽,本身是亲因缘,种下泥土以后,因地质不同,吸收的养分不同而变,虽然变了,但它的本性不大会变的。所以西方遗传学所讲的,在我们东方哲学说来,那不过是增上缘的一点作用而已,并不是全部作用。有了现在的生命以后,就叫作所缘缘。何谓所缘缘?如苏东坡的诗说“书到今生读已迟”,人为了今生读书已经太迟了,今日要赶快读书,以便来生的智慧高一点,这也可以做为所缘缘的说明。第四是等无间缘。因缘的关系是永远连续不断的下去,所以是平等的,没有间歇性,永远是转下去,等于我们的银河系统,是永远在转,连续关系转下去。这里大概介绍一下,这是哲学上一个专门的课题,也是科学上一个专门的问题,很麻烦,很精细的。我们现在只能约略地讲个大概,这也就是生死的问题。

东方哲学还有一个东西讨论,最初的生命哪里来的?东方哲学有所谓“原人论”,原始的那个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的?现在全世界都流行的禅宗——这是中国的特产——其中主要的问题,也是问“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照唯物论的解释“人死如灯灭”,这答案行不行?不能满意。事实上证明,人死不如灯灭。如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灵魂学的调查,有很多的事例证明,譬如说有的人没有死,已经有死的征象。不说远的,就说发生在台湾的事,有位老朋友的老太爷,在他死前三天的早晨,他自己的老太太,就看到她的老伴站在门前往外走。老太太呼唤他不要出去受了凉,但又倏忽不见了。再回到房间一看,老太爷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这时老太太心里知道,老伴快要死了,所谓灵魂先出窍了。果然三天以后老太爷去世了。这种事例倒蛮多的,这许许多多事例,在科学上都还是不可知之数。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我们大家都活到死,死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人正常的死到底是怎么死的?

生命的幽默

《庄子》书中有句话妙得很,他说:“不亡以待尽。”这话怎么说呢?意思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并没有活,是在那里等死。所以庄子又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当一个婴儿出世,我们说生了,但庄子的观念中,那不是生了,而是死亡的开始。自生之时就开始慢慢走向死亡。两岁时,一岁的我过去了;十岁时,九岁的我过去了;四十岁时,三十九岁的我过去了,天天都在生死中新陈代谢,思想也在生了死,死了生。我们一个新的思想生了,前一个思想马上死亡了,流水一样。正如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庄子说看着这生命活着,没有死,是在等最后的一天。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生,的确是这样。所以有人学哲学,学得不好的,反而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你说搞了半天有什么结论?没有结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缺憾的世界。但是也有人通了的,晓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缺憾的世界。

像曾国藩在晚年,就为他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要求自己有缺憾,不要求圆满。太圆满就完了,作人做事要留一点缺憾。如宋朝的大哲学家,通《易经》而能知道过去未来的邵康节,和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弟兄是表兄弟,和苏东坡也有往来。二程和苏不睦。邵康节病得很重的时候,二程在病榻前照顾,这时外面有人来探病,程氏兄弟问明来的是苏东坡,就吩咐下去,不要让苏东坡进来。邵康节躺在床上已经不能说话了,就举起一双手来,比成一个缺口的样子。程氏兄弟不懂他作出这个手势来是什么意思,后来邵康节喘过一口气,他说:“把眼前路留宽一点,让后来的人走走。”然后死了。这也就是说世界本来缺憾,又何必不让人一步好走路?

这里是谈生死问题,孔子并没有作结论。依哲学上来谈这个问题,在这里也无法作详细的介绍,如果像现在这样讲法,一个星期讲两个小时,就是五六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也讲不完。而且谁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往哪里去?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作绝对的论断。只有在医学上,以科学的观念说,人怎样是生,怎样是死,有生命的延续,就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可见医学上也认为人随时都在生,也随时都在死,人的身体就和一个小宇宙一样。就是一片树叶,在科学的观念中,比一所核子工厂还复杂,而人体的结构,就有如宇宙一样复杂。譬如我们一餐三碗饭下去,如何的消化,如何的供给人所需要的热能,如何排泄废物,其间的过程是够复杂,也够奇妙的。如果再加上一些寄生虫和那些帮助消化的细菌在内,那关系可就更不简单了。

生死的确是个大问题,孔子在这里答得很奥妙,他说鬼神是属于天道的事情,“人道迩,天道远。”人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怎么去谈那么遥远的天道问题?也就是他说的“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认为子路他们这批学生,程度还不够,对于生死问题,就难说了。只要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活下去,尽到活着的本分,先把人作好再说。

鬼神问题、生死问题,人类文化上两个大问题,现在再重复一下,让大家注意。

世界各国大学的哲学系,各派宗教乃至现在有许多科学,都在研究这两个问题。人类文化到现在,对这两个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究竟有没有鬼神存在?生是怎么来?死是怎么去?原始的人种究竟怎么来的?

当然,我们晓得,现在共产主义的哲学,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一方面是基于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以及吸收希腊方面的唯物哲学而来的。其次,影响了人类思想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学。这几种学说,同时构成今日世界人文文化一个大问题的存在,不过目前被物质科学的进步,将这问题掩盖住了,使我们不大感觉得到,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地存在着。

生与死问题的研究,现在已经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新的理论,一部分已经成立——整个的还没有解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可以讨论得完的。《论语》中显然提到这两个大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过现在没有办法专门针对这两个问题,再作讨论,只能在这里作一个交代,将来我们有别的机会,再来研究这些问题。

孔门弟子的素描

《先进》这一篇,到了这一段鬼神问题与生死问题是一个高潮,现在继续下来,是对于人物的评论。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这是孔子对于这几个学生的评论。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闵子骞是有名的孝子,孔子非常喜欢的学生,孔子观察他,说他讲话很温和,有条有理。为什么讲话那么重要呢?这就好比曾国藩在《冰鉴》中所说,看一个人头脑够不够精细,不一定要看他的鼻子、眼睛,只要听他讲话,就会知道。有些人有条有理;有些人说了半天,主题还没有讲出来。一个人处事有没有条理,在言语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闵子骞在旁边是“訚訚如也”,温和,有条理,看着很舒服。子路呢?“行行如也”,什么是“行行”?光从书本、知识上,是难以了解的,要配合人生经验,才会知道。司马迁写《史记》,他自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光读书读多了,不是学问,是书呆子,没有用。还要行万里路,观察多了,才是学问。从前,看到好几位当代的大人物,观察的结果,就懂了“行行如也”这句书,此公说话很简单,但不断在动,好像坐不住一样。这才想到就是子路的“行行如也”。冉有、子贡这两个人“侃侃如也”,这“侃侃”是形容他气度很大,现在的话是很潇洒。对于这几个人,最后孔子下断语:“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他说子路将来不得好死。结果孔子看对了。子路后来是在卫国的政变中战死的,死得非常光荣。前面说过,他是为了赶回为卫国平乱,身受创伤,然后整肃衣冠,端坐而死。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明各代,这种人物很多,战死了以后还站着,尸体绝不倒下来,以致敌人的将领都对他崇拜万分,往往为他立祠建庙,这就与鬼神、生死的问题有关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只要人的品格好,如忠义的人,死了以后就可以为神。我们看见许多庙,大家都去膜拜,里面所供奉的神,就是这一类人所升华的。这一段是由子路的“行行如也”所引起的。

“子乐”,描述当时孔子对于这几个围绕在身边的学生,觉得很高兴。可是他很遗憾地深深惋惜子路将不得善终。我们这里也要注意子路的“行行如也”。譬如有些人坐下来会抖腿,在相人术上,这种人有多少钱都会被他抖光,这是一种“败相”,不但钱会抖光,事业也会抖光,实际上也就是“行行如也”的一种小动作。人坐就是坐,睡就是睡,坐有坐相,睡有睡相,走有走相,吃有吃相,前面有相,后面有相,真正看相,太不简单,这是以中国文化中,形名之学作的说明。这是孔子对常在身边几个学生人品修养,表现在外形上的一个定评,虽然是简单一句话,但是很扼要。

言语的艺术

下面跟着就是说到处事了。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是说鲁国当时财政经济发生问题,鲁国有一个人出任长府,这个“长府”相近于现代的财经首长,不过不能完全和现在比。现在财政经济是分开的,会计也是独立的;过去所谓长府就是管钱的,包括了财政、经济,国税局乃至于审计部,这些业务都集中在一起。换句话说,是管如何收钱,如何用钱。鲁国当时主管长府这个机构的人,大概想对当时的制度有所改变。闵子骞说话了。他说,制度不要轻易变动,还是沿用现有制度,方法变一变就好了。如果变更制度,影响比较大,整个社会又要经过一番波动,才能适合新的制度,不如用旧的制度。你看怎么样?

这就是闵子骞说话的态度,很谦虚、很温和、有礼貌,就是上面说的“訚訚如也”。他是一位社会贤达,始终不想出来做官,立场超然,所以他说了:“何必改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先不讲外国,研究中国历史,不论社会结构,或者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形态,如果一下子把它完全改过来,在当时几乎没有可以成功的先例。这就是《易经》的道理。天下的事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突变要出毛病的。这是政治哲学的大道理,研究起来也很麻烦。因此闵子骞当时不主张一时变制度,否则突变的结果,社会要出问题,所以他在客气话以后,下一个结论“何必改作!”这是闵子骞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意见。后来传到他老师孔子那里,于是孔子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里的“夫人”不是太太,“夫”是起语的“语助词”,话还没有说出来,先发的声音。孔子认为闵子骞“訚訚如也”,平常老老实实,不大说话的,但是这次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他说话了,而且,说得很有意义,很对!他一说话,就把握住重点。这是赞赏闵子骞。但是,我们不要仅看作是孔子称赞闵子骞的话,而把“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八个字轻易放过,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当处大事的时候,不要乱说,要说就“言必有中”,像射箭打靶一样,一箭出去就中红心,说到要点上去。

子路的琴学入门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子路学习鼓瑟——瑟比现在流行的古筝一类的乐器还要古老,有现在普通写字台那样大,有五十根弦,很复杂。“鼓”字,便是敲弹的意思。子路正在鼓瑟,孔子看见,觉得很好玩,于是讲了一句笑话,他说子路啊!他对于鼓瑟,还没有入门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事实的笑话:我有一个学生是学科学的,他原有个外号叫“科学怪人”。这人做事、讲话,什么都是机械化的。后来,住在我家里,我所讲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还是他记载的,他很有兴趣。他的弹筝,也是机械化。我笑他是科学弹筝,他也不管。但有一点,他做事是很科学的,他开始学筝的时候说,每天只学十分钟,以后就固定化,每天尽管忙,必弹十分钟,不多不少。半年以后,还真的弹得蛮好了。由他的修养,我就感觉到,做任何事情,不要怕人家笑,这也是科学精神。他除了“科学怪人”的绰号之外,还有一个外号是“紧张大师”。后来到了美国,有个场合,人家要他表演,他就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弹筝,一上台,手就发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种特别的指法呢。常常有些人说,年纪大了,要学什么东西没有时间。我就常拿他这个精神告诉人家,一天只用十分钟好了,一年、两年下来就不得了。实际上,我们回想起来,读书也好,学别的也好,很少用超过一天十分钟,连续三年加起来那么多的时间。如果真下这个工夫,无论哪一件事情,都会有成就。子路鼓瑟,孔子也是对他作这样的批评。

同学们听到孔子这个批评,对子路就不佩服了。在这里就看出群众的心理是盲从的。这个地方,我们读书就要注意了,真正头脑冷静,任何事情不跟着别人转变,要用自己真正的智慧、眼光来看一件事、看一个人。所以,孔子看到同学们这个盲从的毛病就说,你们也真是太看轻人,我说子路,是勉励激发他的话,实际上,子路鼓瑟的成就,已经进入了厅堂里,不过没有进入内室去而已。“升堂入室”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堂与室不能用现代的建筑格局来讲的,中国过去的建筑,有明堂格式,一般人讲话骂人“你是什么明堂?”过去的建筑,都是四合院式的,中间一个大天井,中间的大厅是明堂,深入明堂是内室,再后面就是后院了。孔子认为子路鼓瑟已经升堂了,不过没有深入到内室,如此而已。我这样说了一句话,你们就轻视他,太不应该,太轻率了。

低昂失律的资质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我们都会用的成语“过犹不及”,就是出自《论语》孔子说的话。师就是子张,商就是子夏,都是在前面介绍过的孔门高弟。子贡有一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两个人,哪一个比较好,孔子说子张太过了,子夏不及。现在我们讨论“过”和“不及”这两个词。所谓‘过”,不是过错的过,不是犯了罪,而是聪明过头,有些人脑筋动得快,反应过敏了。有些人拼命研究一个问题,研究得太多了,反而走上一条错误的路子,这就是过。像讲道德,过分了就难免偏差,有一个学生,连我对他都肃然起敬,但也很难相处得自然。因为他的态度太讲礼,太过严肃了。他随时一定端容正坐,可是一身好像僵硬了,从来没有过自然的姿态。他说他自幼读中学时,就读儒家的书,效法书中所说的孔子,所以养成这个样子。我说孔子并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宋代的理学家所塑造的形相,太过分、太呆板,这样人生都会感到枯燥无味,这就是过分了。“不及”是有些人懒得用心,对一个问题,想了想:“大概这样”,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下来,这就是中国人“不及”的毛病。所以人家骂我们中国人“马马虎虎”、“大概”、“差不多”的观念,这都是“不及”。科学精神是买酱油的钱,绝不能移来买醋。中国人买酱油与买醋,两样都差不多,马马虎虎,酸咸混淆一起,这就是作人做事“不及”的地方。总之,“不及”则不够标准,或者“过”则超过了标准,都是偏差。孔子说,子张过头了,子夏则是不及。子贡就说,这样应该子张比子夏更好了;因为子张超过了头,总该是好的。孔子说,不见得如此,超过了标准与不够标准,一样都是毛病。我们这里只能讲一个原则,要发挥起来,可举的事例太多太多,作人做事,稍有不慎,都会过犹不及。做得恰到好处,符合中庸之道,才是对的。中庸之道很难做到,现在也有人故意讽刺中庸之道就是马马虎虎,这不是中庸,这是不及,把不及当作中庸,这就错了。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是孔子对于一个学生的申斥。冉求为当时鲁国的权门季家当总务长。孔子说季家为鲁国的权门,财富已经很多了,比周公还多。周公是被封于鲁国的始祖,也是鲁国的国君初祖。季家已经富可敌国了。可是学生当中的冉求,还公然替他设法找更多的钱,还为他加倍的设法搜括,等于是拍季家的马屁,特别为他努力,这就造成财富不均、贫富悬殊的趋势。所以孔子说,这个人不是我的学生,可以开除了,你们可以公开的把他轰出去。这就是孔子对学生品行方面的要求,他不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书呆子,而要他们能做事,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学问,也是儒家学问的中心所在。

儒家四相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这也是对四个学生的评论。柴,姓高,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这评论不一定是孔子亲自说的,是后来门人的记载。其中说高子羔这个人比较“愚”,照现在话来说就是笨,但并不是我们普通说的笨。朴拙一点,举止比较迟缓就近愚,不完全是笨的意思。

还有这个“愚”字的笑话,有些学生在外国已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写信回来,往往自称“愚生”,这对于传统文化真是一大讽刺。后来一问,在高中都正式教过的。可见在教育上并没有错,错在自己不留心而已。唐代以后,一千多年来,“愚”字都是长辈对晚辈或平辈间的谦称。例如师长对学生写信,可以自己谦称为愚兄。舅对年长的外甥,也可谦称愚舅。对弟弟,也可谦称愚兄。可是还有人称“愚生”,那就奇怪了。那么,上面称老师,应该对称为笨师了?(一笑)。这是另外谈到写信的礼貌。在这节书里,“愚”的意思是反应迟钝。

第二个是“参也鲁”,“鲁”和“愚”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像《水浒传》这部小说,非常妙,它包含了社会哲学,也包含了历史哲学,其中人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怪物。这一百零八个人各加一个外号,这些外号都有民间的哲理,看起来蛮有意思。如宋江的外号“及时雨”,天旱久了来一场“及时雨”有多好。但“及时雨”宋(送)江,送到江里去了,一点用都没有。又如智多星吴(无)用,也是一样。“花和尚”鲁智深,姓就用鲁,所谓鲁就是鲁莽。他相当粗暴,动辄就打,虽然出家当了和尚,喝醉了连佛像都打掉。可是他的打,是很聪明的打法。盲目地崇拜偶像,并不是真正信仰的精神。真正信仰的人,不一定要崇拜偶像,一个真正具有宗教家精神的人,并不是一定要有宗教的形态。所以鲁智深的鲁是代表这样的性格。我们说鲁就是笨,这说法错了。鲁是在愚的当中又带点直,而直的当中又不粗暴,慢吞吞的为鲁。

“师也辟”,子张比较有点固执,有了学问的人,多半易犯这个毛病,大致文人也多固执,这样看不惯,那样看不起。这里所讲的子张有点特殊的个性,就谓之辟。

“由也喭”,这个“喭”与“谚”相通,就是土佬,很俗气、很粗糙的相似形态。子路做事比较粗暴,讲话也比较豪放。本篇为什么只提这四个人呢?因为这四个人也代表了人格的四种典型。一般人可以用这四种典型来做一个小的归类;不是这类,就是那类。

颜回的空子贡的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这里提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孔子最欣赏的;一个是孔子得他帮忙最大的。

这篇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学生们各有他的长处,也各有他的缺点。作一个领导人,对他的部下,一定要了解,每人有长处,也有缺点。再讲一个人生哲学的道理,我们要注意,有人说某某的长处是什么,短处又是什么。如以哲学的观点来说,某人的缺点也正是他的长处,而长处也就是他的缺点。不但某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长处与缺点几乎分不开的。用得好就是长处。用不好就是缺点。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懂得这一点。如果所用的人,都希望他和自己一样,那这个事业就不要做了。人形形色色,各有所不同,就要养成自己对于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包涵,都能领导,这是很要紧的。

孔子这里说,品德最好的只有颜回,具备各方面的长处,差不多已经够得上道德的标准。但是“屡空”——太穷,常常是空的。不过“屡空”这两个字,有不同的解释,尤其学佛学道的人解释更不同。他们解释说,只有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才能常常做到空的境界,对于任何事情,无论得意或不得意,都可以把它丢掉,摆得下。也蛮有道理。

其次说子贡不受命,怎么不受命?就是孔子希望他专门为学问道德而作。但子贡的个性与众不同,老师这一套道德学问他绝对接受,可是他生活方式走的路线绝对不同,不太肯走呆板的路线,他去作生意了。他作生意的本事非常大,判断估计不会失败,每次都被他料中。以现在西方社会的情况来说,第一流人才作生意。而子贡的才干实在是不止如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知道子贡还会作生意。所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取用《论语》上这里的“货殖”两个字,代表了工商,中间记有子贡。其实子贡不但是工商界了不起的人才,他对于外交、经济等等是样样通。所以我说孔子后半生的生活,还多半靠他维持的。

不着痕迹的善人

讲了许多关于孔子学生们的评论,下面又转到另一方面了。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问题来了,这几句话解释起来最讨厌。子张问起,怎样算真正的善人,我们人究竟要做到什么样子才能称为善人?这是一个大问题——也真是一个哲学问题、逻辑问题——逻辑就是辨别是非,下一个定义。现在推开一切不管,以纯粹哲学的立场来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难下一固定标准。同一件事在这个时代是善的,在另一个时代则变为恶的;在这一地区是善的,换一个地区则是恶的;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而转变。因此善恶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说作人怎样才合乎标准?西方有西方的礼节,中国古代有古代的礼节,现代有现代的标准。假使现在为了发扬中国文化,穿一件和尚衣服,(也就是明朝的便衣,古代出家、在家人的分别在头发剃光不剃光。)留着西式的发型,再打上一条领带来上课,这是作怪还是爱国?是善的或是恶的?实在很难断定。所以善恶的问题,是道德哲学上的大问题。

这里子张问怎样才是善人,孔子的答复“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照字面上解释,不踏一丝痕迹,也不进入房门,走进屋内。如果照字面这样解释,作善人最好连太太房间都不要进去了。这是作笑话讲。怎么叫“不践迹”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道家中庄子所说的“灭迹易,无行地难”来加以理解。古人的文字太简单,解说起来又很讨厌。我们只作这样的解释:小偷去行窃,可以戴上手套,手印指印都不留下来,使刑警没有办法侦查,这就是“灭迹”,没有痕迹了。但“无行地难”,人毕竟要靠地来走路,完全不靠地面而能走路,这是做不到的。譬如刚才说小偷把他自己的形迹灭掉容易,但什么是小偷的行地?凡是小偷,只要静下来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到,自己偷过东西。这种内心的行地要去掉,就办不到。做了坏事,可以骗遍天下人,但没有办法骗过自己,这就是“灭迹易,无行地难。”

由此可知孔子这里的“不践迹”,就是说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来是善行。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为善而好名,希望成为别人崇敬的榜样,这就有问题。

“亦不入于室”,意思是不要为了作好人,做好事,用这种“善”的观念把自己捆起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效法儒家的那个同学,站就立正,坐就端坐,点头也不敢稍稍随便,就是被礼捆住了,没有脱落形迹。不要用心守着善的观念。何必为自己树个“好人”的招牌!所以中国人讲究行善要积陰德。别人看不见的才是陰,表面的就是陽化了。不要在人家看见时才做好事,便是陰德。帮忙人家应该的,做就做了,做了以后,别人问起也不一定要承认。这是我们过去道德的标准,“积陰德于子孙”的概念,因此普遍留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中国专门说鬼狐的小说《聊斋志异》,第一篇《考城隍》,故事是有一个秀才作梦去应考,主考官是关公,一看他的卷子,就录取了。他的卷子里有两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就是说有心去故意做好事,表现给别人看,或表演给鬼神看,虽然是好事,也不该奖赏。又例如有一把刀不好用了,随手丢掉,而不幸伤了人,实在没有存心要伤害他,那么虽然是一件坏事,也不该处罚。全篇文章都是讨论这两个问题。这本讲鬼、讲怪、讲狐狸精的小说,为什么第一篇说这样一个故事?过去中国写小说的人,不是随便下笔的,一套传统的中国文化,道德规范的精神,摆得很严谨。《聊斋·考城隍》这两句话,也就是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意思。“有心为善”,作善人故意表示善,就践迹了,是不对的。更有些用“善”的观念把自己捆住了,像信教就信教,一定要表现斋公斋婆或招摇成教徒的样子,便是既“践迹”,又“入于室”。

应机施教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有些人讨论问题,讲话非常有理,议论非常精辟。但是要了解,听到话讲得对,就是止于话,不要认为此人话讲对了,就是君子,是了不起的人。你看见他态度温和,言谈温和,就认为此人很有礼貌,很有见解,很有才气,这也错了。尤其是言论非常精到,或者是文章写得好的,不一定就是君子,也不一定态度庄重就是人才,这是教我们观察一个人,要考验自己,有时候听人家讲的还不算,要有事实的表现。所以有些人看了我的书要想和我见面,我常答说,何必呢?“读其书,不见其人。”多好!倘使见了失望,多么划不来!过去有几句笑话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不过如此。”这又何必呢!下面接连的,便是这个观念的引申: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是孔子的教育态度、教育方法。同时由这一篇书,也反映自己作人做事的一个反省。子路问,听懂了一个道理之后,马上就去做吗?就言行合一去实践吗?孔子告诉子路说,你还有父母兄长在,责任未了,处事要谨慎小心,怎么可以听了就去做呢?

另外一个同学冉有也向孔子问同样的问题说,听了你讲的这些道理,我要立刻去实行吗?孔子说,当然!你听了就要做到,就要实践。他答复这两个学生的话,完全不同。公西华听到以后,觉得奇怪了,跑来问孔子说,他们两个同样的问题,你的答复却完全不同,我越听越不懂了。“敢问?”——敢有不敢的意思,这就是说我现在鼓起勇气,要请你原谅一下,请告诉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两种答复?孔子说,冉有的个性,什么事都会退缩,不敢急进,所以我告诉他,懂了的学问,就要去实践、去力行。子路则不同,他勇敢,“兼人”——生命力非常强,他这个人的精力、气魄超过了一般人。太勇猛、太前进,所以把他拉后一点,谦退一点。

在字面上只看到孔子教育的方法。我们在教育界久了,有时看到太用功的学生,也是劝他多休息、去玩玩,太懒的就劝他长进一些、多用功一点,这大家都做得到,何必孔子?但这只是文章的表面,进一步就看到孔子对学生的培养。首先,我们知道子路是战死的,非常勇敢,最后是成仁的烈士。孔子早已看出他是成仁的料子,所以他说“由也不得其死然”。这句话不是骂他,而是感叹。如果当时孔子稍稍鼓励他一下,可能早就成了烈士,不会等到后来卫国变乱才成仁。所以孔子在这里警告他,你的父兄家人一大堆,要先对个人责任有所交代,然后才可以为理想奋斗。如此,以中和子路过分的侠情豪气。而冉有则是安于现状,不大激进的人,所以孔子不大愿意他出来做事。结果他在鲁国季家,竟然弄起权来了,那么孔子就鼓励他,跳出现实的圈子,要有独立不拔的精神。

死有重于泰山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这本来是普通的话,记载在《论语》里,是代表孔门师生之间道义的真挚感情。孔子在匡,人家误以为他是陽货,所以他在那里受包围。后来归队的时候,颜回最后才回来。孔子一看到颜回就说,你把我急坏了,我还以为你这次蒙难死了呢!颜回答道,老师,你还在,我怎么敢先死呢?这流露出孔门弟子对孔子的尊敬,以及道义之情的真诚自然。

历史人物典型的塑立

下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这是孔子对于高级干部、领导者,乃至为人事业伙伴者所说的话。孔子在这里有大臣与具臣的分别。中国历史上的高级干部,归纳起来大概有这几种特称:名臣、大臣、忠臣、奸臣、贤臣、佞臣,加上《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具臣等等。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国家高级干部的标准。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几千年来,名垂青史,只有诸葛亮、王陽明、曾国藩等可数的若干人而已。他们都是名臣,有名望。有些还不一定就是大臣,如范仲淹等等,可称得上是国家大臣,这更不多了。其他忠臣、奸臣、佞臣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具臣”,只是够得上做个具员而已。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留名实在不容易!中国历史,自然有个规格,不管当时权势有多大,最后这笔帐是算得很公平的。像清朝皇帝下命令,修明朝的历史,而明朝许多大臣,最后投降满清的,仍然把他们定格为“二臣”。这是康熙下的定论。虽然这些人很忠于清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不行,只是二臣。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当李闯打进北京时,明思宗崇祯上煤山自缢,李闯还是很尊敬地向崇祯行礼的。后来满清攻陷了北京,也还是去崇祯陵墓祭拜,好人终归是好人,历史上这些地方,是公理昭然的。把这个观念说清楚了,再回过来说本文。

季子然是鲁国人,他问孔子说,请子路和冉求两个人出来做事,他们是不是够得上做国家的大臣?以现代来说,像英国的邱吉尔、日本的伊藤博文,哪个可以说是国家的大臣?季子然是问孔子,这两个学生,可不可以出来做国家的大臣?孔子说,我还以为你问我其他什么特别的问题哩!原来你是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人的事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自己有理想、有主义,辅助一个主体的人,使这个主体的人,向理性的标准、理想的主义、仁道的思想这条路上迈进。假使这个主体的人,不听这种意见,宁可算了,不肯干下去。这是“大臣”为行道而来的风格,不是为地位、为功名富贵、为作官、为待遇而来的。

至于你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确是人才,是具臣、能臣。政治、经济、军事都会;很能干,很有才具,也很有气节。季子然说,这样说起来,如果请他们出来做事,这两个人会绝对服从的啰!绝对服从,不一定是大臣。所以孔子说,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具臣,你如请他做事,他绝对忠实,绝对尽心。要说绝对服从,这服从是有限度的,你如果做背叛道义的事、背叛国家的事、背叛社会大众的事,那他们不来的。假如你杀了父母,乃至叛变,他难道跟着你叛变?跟着你杀父母?这种事他们绝不来的。这就是具臣,虽然只能算是具员,但也要有才能而又忠贞亮节。

大臣、具臣的分别,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大概了。孔子虽然是讲大臣、具臣之别,同时也影射了刚才所提的能臣。可见之于《三国演义》——曹操年轻的时候,乔玄曾经为他看相。乔玄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有好的领导人,跟着做事,会是一个能臣;如果碰到动乱的时代,没有好的领导人,则成为奸雄。就这两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把曹操一生断定了。能臣与奸雄,往往极难分别。大臣、具臣、名臣之间,说实在的,也很难有一严格的界限。

从政与求学

下面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路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子羔也是孔子的学生,前面刚提到的,子路在同学中提拔了他,让他到费这个地方去作地方首长。子路作了这件事,孔子非常不高兴,所以他说“贼夫人之子!”这是骂人的话,而且骂得很厉害,以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简直不是人,你这个小子!”这句话不只是骂子羔,同时也骂子路。孔子骂了以后,子路自然也辩白:“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说既然有群众,也有地方可以施展抱负,何必要死读书才出去做事呢?孔子说:“是故恶夫佞者。”这个“佞”就是强辩、拍马屁、迷信、自以为是、愚而好自用的人,都属于佞。我们在这一段话上,可以看出几个要点来:第一,宋高宗的话:“宰相须用读书人”,宋高宗为什么这样讲?到底是有学问的人来干政治,会干得很好。据历史学家研究,(这是学者的意见,不能说绝对是对,也不能说绝对不对。)汉代开国,固然有规模,但气度还是不够大,原因就是汉高祖用的只是萧何、张良、陈平等三杰,一共仅三个人。而像萧何是从地方官升上来,一直到宰相,没有远大的开国的气魄。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因而主张大政治家,要有大的学识,所以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出来从政,必定要先把学问基础打好;而在从政期间,又要不断增加新的学问、新的知识。这两句话是不能偏废的,我们平常教育界、学术界引用,只引用了一半——“学而优则仕”,当然也有人反对,而认为工作经验也可以产生学问,至于整部的四书五经,也不过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到后来才称它为“学问”。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是接受前人的经验,可是一般人多半是子路的看法——“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拿到了就干,干了再说。所以许多人就主张不怕做错,做错了没关系,再改。这话就有问题,对个人或对小事而言还可以,对社会国家,天下大事,就要十分慎重了。因为那一改,影响太大,这就是读历史、求学问的重要。经常有些中年以上的朋友发牢騷,我都劝他们回家读书去。过去的失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现在要紧的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应该知道怎么做,这就要多读书,对古今中外有深刻的了解,然后拿出一套办法来,不是今日发发牢騷,就可以了事的。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一个很严重的偏差,如果扩大范围,拿学术的立场来看,即如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没有脱离这个错误。那就是几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武人离不了《三国演义》的思想,所谓“纵横天下,割据城池”的个人英雄主义。老实说,我们当年出社会,固然有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热忱,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希望插上野鸡毛,号令天下。至于文人的风格,也始终离不开诸葛亮的鹅毛扇,加上文学家的吃花酒,诸如小说《花月痕》中所描写的境界。所谓名士风流,就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文风的大概。一直到现在,我们研究今日青少年的问题,如大专联考这股竞争热流中,在他们思想深处,也还是没有脱离这个范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思想上,纯粹是以国家天下事为己任,为求学而读书的很少。

回过来再讲到子路的这句话,也就是《三国演义》型的思想,很多青年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包括我们自己,当年也差不多。“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再去读书,然后为政?到了自己年龄慢慢大了,人生经验多了,处事多了,然后才知道学问的重要。当然我们讲的学问不是读死书,是经验配合了书本的真正的学问,确是重要。

到了这一段,又转了个方向,这是很重要的。研究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境界,乃至《礼记·礼运》篇中,大同世界的人生境界,就在这里了。

力挽狂澜的子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侍坐”,是过去的礼貌,学生晚辈在老师长辈面前,不敢随便就坐,只有站在旁边。这是记载子路等四个高才生站在孔子身边,孔子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认为我了不起,我也和你们一样。“毋吾以也”,不要把我看得太了不起。孔子以这样诚恳的心情自我表白,是一个大宗师的器度,这就是所谓“满罐水不响”了。他又说平常你们在背后说“不吾知也!”认为我不了解你们,假使说了解你们,那你们又将怎样呢?你们把自己的心意,讲给我听听看。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子路的个性,大家已经了解,这位急性子的老兄,听过以后,就冒冒失失地说话了。他说,假使有一个“千乘之国”——这是当时诸侯中大型的国家了,而这个千乘大国,是处在几个大国的中间,在强敌环伺下,又经过了连年的战争,而且内部财政上也非常艰难困苦,不断地发生灾害饥荒。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交到我子路的手上来,我只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治理,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每个人都能够站得起来,每个老百姓都知道如何去走自己该走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子路这个话讲得实在蛮够气魄的,不但有英雄气概,而且有大政治家的气魄。可是孔子听了以后“哂之”,露了牙齿:“嘻嘻!”微微一笑,笑中充分表露了否定的意味。

讲到这里,想到一个笑话,那是《三国演义》中(这是小说不是历史,但是中国三四百年来的政治思想,可以说从来没有脱离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笼罩。)“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有一天和刘备两人喝酒聊天,那时刘备还在投靠曹操,等于是他的部下。曹操问刘备,天下哪一个算是真正的英雄,刘备当然第一个捧曹操。曹操问他还有谁,刘备就说到袁绍、刘表等等一些当时有权势的人,曹操都一一驳掉了。说这些人都不够资格作英雄,天下英雄唯有你我两个人而已。他说这句话的同时,天上忽然霹雳一声,响了个大雷。刘备不知道被曹操的话吓着,还是被天上的雷声一惊,手中拿着的筷子,都吓得掉到地上了。曹操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自幼在褓姆手中长大,被他们溺爱,所以胆子很小,刚才被雷声吓了一跳。曹操本来最怕刘备的,这么一来,觉得刘备不过如此而已。但紧跟着刘备就设法逃走了。(中国人对这部小说都非常熟悉,不过要注意的,我们不能说小说不是思想,而且在民间发生的影响力很大。小说是代表知识分子的思想,《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至少是罗贯中的思想,罗贯中也代表了知识分子。)前几天有个学生看到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两句诗,来问我这两句诗的出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只好叫他自己去查,后来查到是曹操《短歌行》中的两句诗。曹操父子在文学方面,影响南北朝很大,他的英雄思想影响了几千年,这种思想方面的影响是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所以我常常告诉一些喜欢写文章的作家,要特别注意,万一所写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将来就不知道要影响多少人。所以有人一辈子有很好很丰富的人生经验,还不敢轻易写出来,就是写下来了,也还不敢用上自己的真名字。哪里像现在,为了赚稿费,提笔就写了。现在回到本文,子路答的那段话,当然不是曹操论英雄的那个意思和态度。子路说的话很有英雄气概、具大政治家的风范,但是孔子还是笑他,这并不是笑他的话不对,而是认为他还没有这种能力。

谦谦君子的冉求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冉求说话的态度谦虚多了,他说只要方圆六七十里的一个小小的国家交给我,或者更小一点的国家让我来治理,花上三年的时间,我可以使这个国家社会繁荣,国民经济发达,全民进到康乐的境界,这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但是社会的经济充足了、富裕了,还不一定建立起良好的文化来,而对于文化根基的建立,这种重大艰巨的事情,就只好等高明的人才来着手了。这是冉求的谦虚词,也是他的老实话。这节书有两个观念:

首先,一个文化的建立,的确是不容易。不说大事,就拿小事来说,我过去写了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后来想把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我见我闻,写一部小说,就是写不出来。新体小说、旧体小说都写不出来,写写又撕掉,像现在拥有很多年轻读者的作家,我当面称赞他们,他们真是行,我就无法下笔。所以不要轻看了小说,有许多人都是眼高手低,随便批评别人的作品,自己却写不出来,所以一个文化的建立真难。据我的了解,真是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培养一个人才,是要很长的时间的。我曾说过溥儒的画好,是清朝入关又出关之间三百年培养出来的。他在宫廷中所看到的那许多名画,这是别人办不到的。其实他的字比画更好,他的诗比字又要好,这都是别人学不来的。李后主的词我也说过,像他的《破阵子》那阕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的确是好词,读来令人感叹,但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生活经验,是他的真感情、真思想。由他写来,非常容易。如果不是一个做了皇帝又变成臣虏的人,谁能写出这样的词来。这是在文学方面的情形,由文学的培养,我们可看到文化建立之难。

其次,我们看看管子的高见“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义兴。”这句话放之于全世界,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站得住的。所以谈中国政治思想,离不开管子。再者,透过这两句话,可知社会国家的富强、教育文化的兴盛,要靠经济做基础的;要衣食富足了才会知荣辱,仓廪充实了才礼义兴。所以有人说,最大的是穷人,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拼命都不在乎,还怕什么?有地位有钱的时候就怕事了。就是这两句话的道理。可见文化的建立,要靠经济作基础。从冉求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深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一个小国家交给我治理三年,我可以使它经济基础稳定,社会政治稳定,至于文化的建立,则要“以俟君子”。这就还要等一段时间,乃至要请比我更高明的人来。这是他的谦虚,也是他的真话。

冉求已经报告了,孔子又问公西华: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公西华这个人,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孔子说他“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他可做一个很好的外交官,衣冠整齐,生活从来不马虎,仪容很端肃,应对之间很得体,是一个标准的外交官。他在这里表现的也是外交官的风度,一开口就是外交官的口吻,与众不同。(这段《论语》,实在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他说,老师,我是一无所能,不过愿意跟着学习就是了。这里三个人讲话,表达不同。第一个子路“率尔对曰”,咚咚就讲出来了,就干了。轮到冉求就谦虚了:“小一点的地方……。”问到公西华就说:“我并不是说我有才能,我很差,不过愿意学习。”学习什么呢?“宗庙之事”,这里宗庙就代表了国家。以前是宗法社会,每一个国家的社稷以宗庙为象征,所谓宗庙之事,就是国家大事。“会同”,开大会。等于说现在开国民大会,或者立法院会、行政院会。“端章甫”,大家都穿上礼服,很有礼貌。“愿为小相焉”,辅相是一位很好的幕僚长,或者等于国民大会的秘书长。公西华对孔子说他可以去学习,慢慢在工作中求取经验,以便做到这个程度。可是一位优秀的国民大会秘书长可不容易作,一个重要会议中的小相,是很不容易作好的。小相就是总务人才,也就是宰相才;真正的好总务,就是宰相,像萧何就是最好的总务人才。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是屈指可数的。

性天风月

下面是这里最重要的一段了。点,《史记》作“葳”,曾参的父亲,字皙,也是孔子的学生。下面是他和孔子的对话: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和其他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听了子路他们三人的报告以后,转过头来问正在鼓瑟的曾点说,曾点,你怎么样呢?说说看。曾点听到老师在问他,瑟音渐稀,接着,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瑟弦发出铿然的响声,然后曾点离开了弹瑟的位置,站起来对孔子说,老师你问我啊!我和他们三个人刚才所讲的不同,我的思想和他们是两样的。这里有一个问题,从这一段描写,我们看到曾点的恬淡、宁静。大家在讨论问题,而他在搞他的音乐,应该是没有听到子路他们的讨论。可是孔子问到他的时候,他又说自己的想法、作法和子路他们三个人不同。可见刚才别人的话他都听到了,这是很高的修养。

能在处世之间,最忙乱当中,同时应付几桩事情,这就要具有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修养、最高的宁静功夫。我的确看到过这样的朋友,一边在一件一件忙着批公文,还在删改文句,一边听别人向他报告紧急重要的事情,口里在“唔!唔!”应着,然后他把笔一放,立即吩咐报告的人怎样去办理事情应付情况。同一时间处理了所有的事,还非常轻松,这个人修养真高,我很佩服。这里又要提到小说了,《三国演义》中仅次于诸葛亮的庞统,怀了诸葛亮的介绍信去见刘备。可是他傲气很重,见了刘备就是见刘备,不把诸葛亮的信拿出来,认为凭介绍信是丢人的事。不料刘备看走了眼,给他当一个县长,他上任以后天天喝酒,公事都不看,一概不管。三个月以后,张飞去视察,他还在喝酒,张飞就指责他。他要张飞坐在一边等着,把积压了三个月的公文拿出来,把所有的关系人全部找来同时报告,他一面听,一面答复,一面批公文,一会儿功夫,把所有的公事全部办完,把笔一丢,问张飞哪里还有什么事情。张飞的智慧很高,立刻道歉,庞统才拿出诸葛亮的信来,就调升了副参谋长——副军师。事实上也真有这种人。所以说,这段书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读书不要只靠两只有形的眼睛,还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读。

这里就看到曾点高雅清华的风度,孔子听了他的话,态度也不同,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并不会矛盾、冲突的,只不过是关起门来,表达各人自己的思想而已,你尽管说好了。于是曾点说,我只是想,当春天来了,冬衣一换,穿上舒适的衣服,农忙也过去了,和成人五六人,十几岁的少年六七人,到沂水里去游泳,然后唱唱歌,跳跳舞,大家悠哉游哉高兴的玩,尽兴之后,快快活活唱着歌回家去。这个境界看起来多渺小!虽然渺小,可是孔子听了以后,大声地感叹说,我就希望和你一样。

孔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孔子就这么孩子气?所以说这段书很难懂。我们经历这几年的离乱人生——国家、社会、天下事,经过那么大的变乱——才了解国家社会安定了,天下太平了,才有个人真正的精神享受。不安定的社会、不安定的国家,实在是做不到的。时代的剧变一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遍地皆是。所以古人说“宁为太平鸡犬,莫作乱世人民。”而曾点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真正享受了生命,正如清人的诗“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我们年轻时候,家里有书房读书的生活,的确经历过这种境界,觉得一天的日子太长了,哪里像现在,每分钟都觉得紧张。如果我们有一天退休,能悠闲地回家种种菜,看看有多舒服!

这里孔子问这四个学生的话,其中孔子与曾点的一段话,可以说进入了最高潮,师生之间,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政治的目的,不过在求富强康乐,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大同世界中,安详、自得的生活素描。

春风化雨

下面就是一个结论。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侍坐的四个学生,答复了孔子的问题以后,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都已经走了,还有一个曾皙留在最后。因为孔子除了对他的话发表了意见以外,对其他三位同学的话还没有表示意见,意犹未足,再向孔子请教,他们三位同学所作的答案,老师认为怎么样?孔子说,没有什么,只是每个人报告心得,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此而已。曾皙又进一步问道,刚才子路说的话,老师笑他,为什么笑他呢?

我们也许觉得子路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对,而且很对胃口,有什么可笑之处?但孔子告诉他,子路说的是国家天下大事,是一种大英雄、大政治家的事业,要有文化基础,要有学问修养,不是那么简单。而子路大言不惭,一点都不谦让,自认为很行了,所以我才笑他。至于他说的那个对国家的理想并没有错,我只是笑他太自满、太轻率。

至于冉求的那套话,讲得也蛮好,实际上那就是政治家的作为,事实上方六七十和五六十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我们可以引用老子的话来作一解释。现在有些研究老子哲学的,对“小国寡民”、“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现在的青年们,在大学里研究文学的也好,研究哲学的也好,研究政治学的也好,拿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很多写老子。什么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经济思想、老子的什么什么思想都来了。老子当年自己只写了五千个字,以后几千年来,几千万字都说不完。这些巨著,如果老子自己看了,一定会笑掉大牙。而今日那些论文中的老子,究竟是哪一家说的老子也不知道。

真正的老子思想很简单平实,只有五千字。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要注意这个“烹”字,是慢慢地用文火来炖,小火来烧。小鲜是小鱼小肉,如用大火,一烧就烧焦了,必须用文火,慢慢地烹。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作人,乃至处世的一个大原则,在混乱之中,不能心急,任何一个时代的混乱,都有一个关键,慢慢来,逐渐解决。利用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就是顺其势,慢慢来。如果想一下子用突变的方法把它改过来,往往突变还没有变好,新的毛病又出来了,所以他主张“小国寡民”。换句话说,他是以地方政治为基础做起。这也是和孔子说的“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论地方大小,治理之道都是一样,并没有两样。而孔子这样说冉求,并不是说冉求不对,只是说冉求的思想,用来治大国、治小国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如引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不论我们职位大小,责任是一样的,事功是一样的,问题在做得好做不好。

至于公西华的思想,孔子认为那也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见地,但是他话说得谦虚。实际上一个“宗庙会同”,主持一个庞大联合会议,各国的元首、阁员都参加,而能够担任这种会议的秘书长,作主席。公西华说这是小意思,学习学习,话是讲得谦虚,口气是蛮大的。他说这是一件小事,天下还有什么大事?

根据上面这一段,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子路等人的抱负思想很了不起,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我可以如何,我要如何……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但曾皙就不同了,同样希求大同之世,但成功不必在我,而着重于文教方面,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所以孔子感叹:“吾与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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