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孟子》这一段文章，正可作为孔子在《礼运篇》里所提出“选贤与能”的最好注解。孟子在这一段中，提了德、士、贤、能四种人才分类。他的“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名言，成为历代中国政治哲学和用人行政上不变的原则。在过去的历史上，历代的明君良相也都是深深了解这个道理，以这个原则施行于用人行政上面。当然，这又限于所谓“明君良相”才能懂得;等而次之，如历代的庸碌之主，便不大明白了。至于昏庸的，更不用谈。
孟子这三句当中的“贵德尊士”，是一大原则。不过，这个“士”字，包括了后世“才与学”这两重含义的综合。说它是一大原则，是因为无论贤者与能者，都必须以德与才为至高无上的标准。贤德者未必有才能，有才能者不见得尽是贤德之士。这是古今中外人才智力的差等，绝对无法平等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也讲智、贤、愚、不肖，是等差平等的。所谓等差，是不能齐头并论;所谓平等，是人权基本上立足的平等。我们明白了孟子所说的重点，便可对“选贤与能”的道理有了明确的认识，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随随便便认为都是贤能了。
我们读历史，当然要认识历史，在过去历代帝王专制的政权上，许多开国的明君良相对于这个原则天生都搞得很清楚，不必读了《孟子》才懂得。只可惜他们缺乏孟子所说的王道仁者的思想。举近代的历史来说，如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便是集这个治术的大成者。他们懂得如何安置贤良方正、博学宏词的贤者们，把他们的位置摆得清而且高，使他们沾不到一点实权。至于放任地方行政长官的时候，大体上都只责成他们有治理的才能，不大过问那些小德小行的缺点。当然，有贤而有德的能员，如清初的汤斌、陆陇其等名儒，更是极为欢迎的。
我也常说，大家要研究政治上的人事制度，非要完全读通《通典》、《通志》等十通不可。不过太难了，还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满清末年的一张娱乐用的《满汉升官图》，便可看出历代帝王政权的用人行政的确有他们一套，并不是随便胡来的。他们用人的标准是以“德、才、功、良、柔”五个字的原则做标准，以出身学历经历的“由”字辅助，责“赃”罚罪，以贪赃枉法的“赃”做根据。由此升迁调降，看出他们对孟子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理想与做法真推崇备至。这是中国文化的结晶,是人事行政管理科学的良模。这张图表和解法，学者另有专文，我只是略加说明而已。这张图并不完全为纪晓岚所作，而是清朝翰林院中一班穷翰林们集体的杰作;只因纪晓岚名气大，后来便都挂在他的名下了。
接着下来是“国家闲暇”，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我们看看几千年的历史，有多少是“国家闲暇”的时候？看过中国的历史以后，再翻阅一下外国史，我们就会深深感到，所谓“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国家闲暇”这些字眼，几乎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一旦有幸，国家闲暇、社会安定，“即是时”，把握住这个时机，“明其政刑”，古代刑政合一，司法与行政不分。如果做到了政、刑清明的话，“虽大国，必畏之矣”，就算是大国强国，也不敢轻视你的。这几句话说起来好神气，又好像是空洞的理论，实际上都是仁风德政的必要条件。
同时我们在这里头可以看出几个问题: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贤者都很难得。我们看看历史上，没有多少“明君”，也没有多少“能臣”，多半都是“具臣”。具臣就是有这么一个位子，有这么一个人摆摆样子就是了。好比现在一般普通人不敢有所作为，多做多错，不做不错。结果都在那里又不做、又不错。前面也曾说过，能干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干，结果嘛！弄得既不肯干，又不能干，就是那么回事。现在把孟子这句话拿来对证，对于历史哲学就另外看出些道理，如果详细发挥起来，还很多。
所以我素来主张“经史合参”，要诸位对经史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否则光读经书，一天到晚抱着四书五经，人会变迂的，会变成呆头呆脑的。读经书，还必须配合历史，读历史同样必须配合经书。所以古人有所谓“刚日读经，柔曰读史”的说法。年轻人一看这句话，头大了，什么“刚日”、“柔日”的。其实很简单，所谓“刚日”就是陽日，也就是单日；所谓“柔日”就是陰日，也就是双日。
但是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句话里，刚日、柔日的意思不是这么呆板的。所谓刚柔，代表抽象的观念，“刚日”就是指心气刚强的时候，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满腹牢騷，情绪烦闷。这时候就要翻一下经书，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养气啰，尽心啰。相反的，如果心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万般无奈的时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阅历史，激发自己恢宏的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