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波
有了网，我们似已习惯向陌生人掏心，布赖德利•曼宁在泄密之后，心情还是难以排遣，想找同道倾诉，却偏选中阿德里安•拉莫来坦白。
但这个举动，不仅是在陌生人中择友不慎，还是个刻舟求剑的错误。他并不知道：拉莫已不再是昔日的“黑客英雄”，他已经变了。
要不是鬼使神差地向偶像拉莫吐露内心，曼宁将很可能仍自由 而隐姓埋名，继续留在美国军中。余下的“泄密”步骤只用交 给朱力安•阿桑奇的网站。
阿桑奇本人的安全呢……他已足够有名，有名到全球化的名声尚能保护他，得以躲在厄瓜多尔驻英使馆里，继续高调地替那些只想隐姓埋名的泄密者们忍辱负重，外加来自冰岛的一项归他自己的性指控。
今天，如果一个泄密者，仅仅完成“泄密”——比如曼宁这样，向 “维基解密”提供“2007年美军空袭巴格达影片”、“2009年美军阿富汗格拉奈大屠杀 影片”、“伊拉克战争日志”50万条，以及25万份美国外交 电报等——他也许仍然是安全的，因为全球惺惺相惜的黑客同人共建的匿名机制，他仍可保持匿名。
《福布斯》记者安迪•格林伯格2012年深秋出版的这本《杀死秘密的机器》（This machine kills secrets）主要讲的就是这类仍在继续完善的民间匿名机制——
简单说，如果现有的民间加密技术，加上现有的匿名技术，将实现狂野的无政府自由 ，会有真正彻底匿名的金融交 易，“将使毒金交 易、暗杀筹款、更不用说各种避税交 易都成为可能”，当然这样一来，“《1984》里老大哥也会成为牙齿掉光的老奶奶”。
这不再仅仅是破掉政府和公司的密码黑进去，而是开始建立草根们自己的网络堡垒，这听起来真像《终结者》的故事，破落的反抗军已经能发明自己的机器人——网络技术甚至正在造就人民与政府在资源方面的平等。
从另一角度形容这种“继续完善”——则如意大利黑客、GlobalLeaks的联合创始人皮埃罗桑蒂所说：如仅仅只有“维基解密”网站，它仍只是一个脆弱的靶子、古典的靶子，但结合了BitTorrent之后，它就会成为具有“全球分布式、放大式泄密功能”的Napster版的“维基解密”。
于是所有的“泄露”都会具有水性，光滑、无阻尼甚至无人性地复制，更重要的是，再也不需一个活人阿桑奇在最后去顶罪。皮埃罗桑蒂说：“的确有人想效法阿桑奇成为斗士和英雄，但多数人则更想以不用负责的方式去参加这场民主 自由 之战……这是未来的斗争模式。”
美国陆军一等兵布赖德利•曼宁不想成为阿桑奇，他只想成为皮埃罗桑蒂说的“大多数”，他不要变成“出头鸟”精英，虽然他有强烈的悲悯，本书作者格林伯格试图描绘：曼宁不要成为与白宫公开叫板的不同政见者，他是出身平民的普通士兵，一个半隐秘的同性恋，并且看起来像是同性恋中更文弱的一方，他仅仅是“简单地对现实不满、倔强、反权威、但也无力。”
《杀死秘密的机器》里先后写到23名可笼统称为黑客的人，但这里我仅梳理4个人的关系——其他19人勘称化身为技术桥梁的黑客，他们为斗士们和默默无闻不愿负责的匿名泄密者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并不像这4个人那样直接面对人、直接面对惨淡的人生。
这4人中：1931年出生的丹尼尔•埃斯伯格、1971年出生的朱利安•阿桑奇、1987年出生的布赖德利•曼宁这3个人可以说在同一阵营——泄密者。
82岁的埃斯伯格十分同情年轻的曼宁。埃斯伯格老人也许能代表人类有文明以来就有的体制内的“贰心者”，是上一代人，甚至上上一代人，他是前美国军方分析师，是传统意义上的“通敌”罪人，埃斯伯格对媒体说，自他自己开始，美国历届总统曾先后给5个人判处这样的罪名，而26岁的布赖德利•曼宁是第5个人，阿桑奇则有可能是第6个。曼宁入狱后，埃斯伯格参加了在白宫门前声援曼宁的示威游行，他说：“我就是那孩子。” 埃斯伯格老人的表情甚至有着一个身背冤假错案的中国老人的悲壮和沉痛。
当年，埃斯伯格作为军事观察员亲历越南战争真相，逐渐由一个鹰派变为鸽派，再由鸽派，变为泄密者，他内心的挣扎和曼宁对军事法庭的自我陈词类似——“这些事实开始深深困扰我”，于是泄密如鲠在喉。
1971年，埃斯伯格私自拷贝并向媒体提供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机密文件，当案子还在审，联邦调查局的非法窃听 就曝光了，尼克松的总律师本人以腐败、陰谋和阻碍司法公正被起诉，这是尼克松下台、越战结束的序幕。
埃斯伯格与曼宁两人都并非技术意义上的黑客，埃斯伯格尤其缺乏技术，他们决定性的工作不是“侵入一个系统”，他们通过职业便利就已有了情报权限（clearance），他们决定性的选择在于下一步——是否泄露这些秘密，这也是自由 意志的下一步、由消极走向积极的下一步。
所以，这本书追溯的似乎不完全是黑客的鼻祖，而是泄密者的前辈，他们是超越技术而自古存在的，甚至代表着先验的人类的反骨精神——埃斯伯格是个老派知识分子，有着坚定自我正义的人，他泄密的时代还没有网络，靠的是复印机，他甚至刻意让他的孩子来帮他，因为他希望有朝一日他被捕时，“孩子们能理解是为了什么”。
但曼宁却没有来找这位长者倾诉，曼宁似乎仍没有认清自己属于什么人。
尽管同样需要勇气，但这种自我正义也许到后辈曼宁那里已经变得模糊，因为黑客们特殊的血质掺杂进来。黑客们技术出身，天生不从价值观出发行事，他们骑在技术的双刃剑、却仍貌似自由 意志的人，他们更易相信爱因兰德简单彻底的个人主义，却不完全理解她对资本主义的爱，黑客们往往会出于自命不凡而做出任何事。
汉娜•阿伦特说：哪天人摆脱了“必要性”，人就解放了，这也许是她的人权思考多走了一步，就带了点虚无色彩。我觉得：任何冲突下的自由 都是出于必要性的——为了反抗强权和奴役，但没有了敌人的自由 呢？
曼宁叛国的争论引发了美国社会近年关于“奴性思想”的争论，美国人最近也很喜欢谈论“vigilante”（老百姓自治团 ），尤其在破产的底特律内城，这仍是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古老争辩……黑客阵营本身也一直在分化，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同样为80后的阿德里安•拉莫身上——这第4个人是前3个人的共同敌人：
1986年出生的拉莫只比曼宁大一岁，但却在黑客界出道很早，他爱入侵公司网络，可总不忘主动免费为其修补漏洞，继而他迷上篡改新闻网站的新闻。2003年他因入侵《纽约时报》的电脑系统并掌握员工大量个人隐私而被捕，处65000美元罚款，并处六个月家庭禁闭和两年缓刑。
但他2003年事发后拍的自传记录片迟至2010年才公开，刚刚泄密的曼宁看了后彻夜难眠，相信这比他出道早成名早犯事儿早的兄弟会志趣相投，曼宁却忽略了拉莫当下的言论和人生态度。曼宁被拉莫过去的幻象激励——我们常被更懦弱更不真诚的偶像教唆，去做出真正的大胆行为，我们其实非常孤独。偶像们却早已藏身其后。
表面上拉莫似乎没变，看来还是无家可归者，旅行用灰狗，喜服安非他命和止痛药，睡废建筑和朋友家的地板，但这个外表仍酷、生活方式仍像异类悬浮尘世漂泊的年轻人，却已有一颗“苍老”的心。他似皈依了国家主义。拉莫当下的觉悟言论在我听来没什么新意，有点像五毛。在曼宁向他倾诉之后，他果然也向国家出卖和揭发了曼宁。
本书作者非常苛求地像公知口吻地说：曼宁并不想入狱，而上一代人则更像英雄视死如归，曼宁的遭遇更像命运的玩笑。但无论曼宁如何迷惘，想不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曼宁总是勇敢的，他在黑幕面前是有良心的。
黑客像嬉皮，岁月流逝，猫鼠游戏中的鼠，有的成为政府安全顾问，技术专家，产品开发者，CTO，洗白，以“保卫社会”为宣言转身，成为体制内的人，安全员，网络警察，社交 网络“小秘书”……只有少数走上真正极端的叛逆。
黑客如今的敌人究竟是什么？70后的阿桑奇也许想得很清楚，就是秘密——滋生政治黑暗和商业腐败的秘密。黑客出身的阿桑奇四十出头，已由自命不凡走向成熟，有了稳定三观，这是黑客的成熟。的确，价值是兴趣，价值观却是危险的，既会给自身也会给他人带来切身危险。回到前文所述：技术将最终用“无人”的泄密网络，将阿桑奇们从最后的人身炼狱中解放出来。
有一天所有人可以匿名地、“不负责任地去行正义”——当然这要求黑客与民众进一步成熟，成熟到重新产生自己的伦理，这听来又很难……关于奴役和自由 ，关于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考，还是难走出这怪圈——很遗憾这本书里列举的黑客人物中，尚没有着手思考伦理者，但一天不建立这样的民粹伦理，这没有了秘密的世界，就同样为无边的恐怖主义敞开着大门……
我们对社会的反思究竟该多彻底，现实里有人们心悦诚服的彼岸天堂吗？自由 的行动该有多彻底？比如，查韦斯的独裁 仍被许多人认为是全球化帝国主义威胁面前的救命稻草……在极权 制度里，极权 、民粹、帝国主义威胁是三岔口游戏，在民主 制度里，民主 、民粹、恐怖主义威胁是三岔口游戏，互相摸着彼此的石头过河——我们不能说历史一定会循环，但我们的思绪很丰富，我们能选择的思维模式却不多，能选择的制度更少。人类的观念将很容易循环于自由 与奴役思维（slave mentality）之间。貌似“激进”的态度——往往只在于它是破坏的姿态而显得激进——往往选择的只是制度的倒退，一有不如意，人们回到阶级斗争这种无非是一个群体将自己的苦难归咎另一个群体的思维。
但似仍相信技术正义的未来，本书作者乐观地写道：“世界信息的状态前所未有地利于泄密者。”——是啊，以往我们做啥事，总幻想国家会有我们难想象的手段，民间与政府，信息、技术和权力是不对等的，前者垄断着资源，具有绝对技术优势，控制着“事实”，人们只有清谈和猜测，使政治更神秘。
但也许国家压倒个人的临界点，正通过黑客技术被超越，至少新平等正到来——从信息对称入手，消除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权力本位的垂直政治，消除平民内心的奴役思维，国家全能的神话被打破，CIA、KGB、契卡的手段也被祛魅。
当然我个人尚难接受FBI这类真正的社会司法体系核心侦察机构被泄密，它有别国家利益的情报部门，事关恐怖主义对民众的直接威胁，中国新疆最近的恐怖事件造成15人死亡，新闻报道的干货不如一个大学同学投毒案，其中隐藏一个很难的命题：在一个复杂秘密中，如何将政治与刑事伤害部分厘清，如何让政治不遮蔽被牵连其中的平民悲剧。